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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德宗教改革3（第2页）

这是因为信徒拥有了圣灵；在有圣灵的地方，他的意志不会允许他无所事事，而会激励他实践所有虔诚的行为：爱上帝、在灾难面前坚忍、祈祷、感恩、对一切人表现出爱意”

［32］。

在描述这种对一切人的爱的可能性时，路德表现出对基督徒的“爱”

（agape）的最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对其完全不包含个人利益的动力。

他把“登山宝训”

的伦理当作基督徒对待他人的态度和处理与他人关系的基准。

［33］

尽管路德的观点有着巨大的价值，但他的观点中确实有寂静主义的倾向，甚至当他分析个人宗教的复杂性时亦如此，当然总的说来他对待那个《圣经》悖论的态度是最忠实的。

他有的时候陷入了被动的神秘主义学说，或者说他把寂静主义与非难公义的律法观念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他在指责某些“工作的公义”

时，从“不工作”

衰变为“不行动”

。

他写道：

这种信仰的最杰出的公义……由上帝通过基督赋予我们，它既不是政治的和仪式的，也不是上帝的律法的公义，更不是由工作组成的，而是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纯粹被动的公义……因为在这种公义中，我们没有为上帝做任何工作，而只是接受公义，并让另一位去受苦，在我们中间工作，他也就是上帝。

因此在我看来，把它称作信仰的公义，或基督徒的公义、被动的公义是很好的。

［34］

对行为产生神秘的恐惧，原因在于一切行为都必定沾染罪恶，而在路德对行为的恐惧中可以找到对应物，那是因为它可以变成一种新的骄傲。

所以埃米尔·布伦纳（EmilBrunner）警告说：“一切精力旺盛的伦理行为都有巨大的危险。

它会导致这样一种看法，凭着这样的行为能够摆脱邪恶。”

［35］这种危险不能否认。

但若据此阻止道德行为，那么宗教改革的神学家并不比修道院的追求至善好到哪里去，他们不承认具体的道德、社会责任，因为这些东西也都沾染着罪恶。

理想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是解放灵魂，使之投入行动，但也可以错误地解释为鼓励懒惰。

17世纪路德主义的正宗教条是不结果实的，“因信称义”

的经验堕落为一种“信仰的公义”

，它并非不可避免，但仍然是一种天然的、对基督徒道德生活内容的摧毁，因为这在路德自己的思想上就有某些根据。

从路德对恩典与律法关系的看法中也许可以看出路德对恩典的分析有一个更大的弱点。

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困难之处更多地来自他的成圣的观念，而非更多地来自他的称义理论。

路德的灵魂在基督中得到求赎、生活在“爱、喜乐、和平”

之中的看法有一种出神的超验，与一切历史的矛盾相对立，包括“必须”

的内在矛盾、义务感或道德义务。

作为律法之完成的“爱”

使得人们对律法的义务感完全消失，由此也使得一切属于最广义的“律法”

的对正义的细小规定全然消失。

［36］

埃米尔·布伦纳对宗教改革伦理的解释导致完全相同的结果。

他写道：“《圣经》伦理主要强调的不是对反对律法的胜利，而是反对律法主义……如果我感到我必须做得对，那么这正是我无法做到的标志……自愿服从绝不是‘必须’这种感觉的结果，而只是爱的结果。

……自由意味着摆脱‘必须’感，从律法的束缚下摆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