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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德宗教改革3（第3页）

［37］

在这种高度个人化和较低级的成圣中，宗教改革使得内在于称义的教义中的智慧变得模糊。

因为按照称义的教义，灵魂的内在矛盾绝不会完全治愈。

当爱自己与爱上帝发生冲突时，无疑存在着迷狂的运动，在良心和自我保存的焦虑发生冲突时也会有超验的成分。

但是这些运动只不过是生命最终完成时的“急迫”

，无法用它们来描述获得救赎的生活的一般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恩典的关系更加复杂，因为依靠恩典的激励，律法才得到延伸以及被克服。

悔改和信仰推动着义务感产生，面向越来越宽广的生活圈。

对某位邻居的需要、对某种社会状况的要求、对某种生活的要求、今天不予承认的东西可以在明天得到承认，所有这些都可以使良心感到不安。

这种社会义务感的不断增加是恩典生活的一个内在部分。

否认这一点也就忘记了历史存在的一个方面，而对这个方面文艺复兴理解得很好：生活表现为一系列未被决定的可能性，因此有义务去完成它们。

正因为如此，所以不会有完全的成全；因为“一个人够得着的东西应当超过他能把握的东西”

（布朗宁语）。

路德关于恩典与律法之关系的看法不需要导致反唯名论，而人们有时候就是这样指责的；但它对相对的道德规范是加以漠视的。

它没有缓解在道德经验的终点上出现的道德紧张，因为这个时刻它需要爱来达到完成，而不需要对律法加以否定。

但它缓解了所有中介点上的紧张，而不必认真涉及在一种不安的良心的驱使下必须达到公义的所有可能性。

［38］

当这个问题从内在生活领域转移到复杂的文化和文明领域，以及在表达个人的集体生活时，路德宗教改革在处理律法与恩典问题上的弱点变得更加清楚。

在这个方面，宗教改革中的“失败主义”

变得非常明显。

它对历史存在的终极问题的理解似乎阻碍着它对其他各种相关问题的理解。

宗教改革懂得知识扩展的各种可能性，也知道人类缺乏认识上帝的智慧。

它明白“世界凭其自身的智慧不认识上帝”

，乐意凭着由信仰所感受到的恩典来克服一切人类知识中的有罪的自我中心论。

但它对构成科学与哲学的多种多样的真理与谬误的混合物不感兴趣，对人类竭力追求的真理不感兴趣。

文艺复兴认为最后的真理可以通过文化史的渐进过程来发现，这种想象无疑是错误的。

它没有认识到每一新的智慧都孕育着新的谬误；尤其是那个最大的错误，亦即假定通过一系列的不断进步可以达到最后的真理。

但是与宗教改革相比，把义务严肃地当作真理来看待难道不对吗？宗教改革不是由于漠视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真理与谬误的相对差别，而陷入一种文化蒙昧主义的罪过吗？它不是把自己放到了那个徒劳的仆人的位置上去了吗？这个仆人还声称：“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原先的银子在这里。”

[5]

面对如何在人的集体生活中实现正义的问题，路德宗教改革甚至更加失败。

人类社会表现为无数的结构和体系，人在其中按照某种正义组织他们的共同生活。

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实现一种较高正义的可能性。

在已有的社会成就面前，人们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

所有关于正义的构成确实都假定人是有罪的，并且全都旨在束缚，防止意志和利益的冲突最后导致无政府状态。

但它们也都是工具，人们据此来实现对其同胞应尽的义务，这些义务超越了直接的个人关系所能提供的义务。

因此，追求神的王国和完善的爱与每一种政治体制都有关，会对社会成员追求的每一种其他社会生活状态产生冲击。

路德否认这种相关的复杂性。

他声称：认清法律与福音之区别的方法是把福音放在天上，而把法律放在地下；把福音的公义称作属天的，把法律的公义称作属地的，它们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就像上帝创造天和地……如果这个问题与信仰和良心有关，那么让我们完全排斥法律，把它留在地上……相反，在市民政策方面，对法律的服从则是必须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