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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综合10（第3页）

会有心理技术专家自称能解除人类存在的一切焦虑，并由此解决人类的腐败。

甚至会有一种工程学的计划，仅仅通过增加舒适来完成生命。

福音的真理不能理解为通过任何人的权威的干预来反对上述企图。

使文化摆脱偶像崇拜的努力是不聪明的，因为真理必定要受到谬误的压制。

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关于麦子和稗子的寓言：“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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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努力肯定也会夭折，因为人们若是没有发现那些在他们看来是终极真理的谬误，福音的真理就不可能成为有效的，在那完全无意义的深渊边缘是他们那些最有吸引力的意义体系。

换言之，基督教的信仰必须更加自由地与所有人的文化生活中的力量和抱负来往，而不是去允许一种中世纪教会建立过的文化与信仰的综合。

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改革由于不能在文化中发现最终智慧而具有否定一切间接文化任务的倾向，漠视在历史中获得一种更加宽容的兄弟情谊的义务，因为这样的成就缺乏拯救，这些同样也是不能认可的。

我们时代的文艺复兴精神已经粗略地把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当作文化和社会的蒙昧主义。

人们几乎不了解这两种形式的基督教在策略上有多么大的不同。

如果说其中一个是蒙昧主义，那是因为它不成熟地限制了对知识的追求和社会制度的发展。

如果说另一个是蒙昧主义，那是因为它漠视一切人都必须考虑的思想和生活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中并不包含最终的拯救，或是因为它用一种包含在《圣经》中的新权威来制造生活的终极意义，以此替代所有次级意义领域，或者排斥建立这些次级领域的必要性。

任何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有效综合，也是恩典的两个层面的综合，一定不能从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人的处境中抽象出人的最终处境。

没有一种社会或道德的义务会不要求我们一方面去实现更高的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去揭示历史中的善的有限性。

没有一种生活的奥秘或偶然关系的复杂性对好奇的心灵不能产生要去理解它的吸引力，而要理解奥秘就要依靠精细的考察。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勤奋地追求近似正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就没有办法理解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

不把最终的解决方案与一切近似的可能的解决方案始终联系在一起，那么也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最终解决方案。

在这一点上，文艺复兴的视野比天主教的或宗教改革的视野更加真实。

宗教改革必定要对这种综合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在于它驳斥了天主教和文艺复兴对完成生活和完成历史的看法，这种完成要么是依靠恩典，要么是依靠人的天赋能力或在历史过程中获得的能力。

在这个地方，宗教改革重新发现了蕴藏在《旧约》先知主义并在《新约》中进一步明晰了的关于生活和历史的终极真理。

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改革的启示意义超过了天主教的综合包含着的启示，这种启示不能按照这种综合所达到的希腊主义和先知主义的调和来加以说明。

强调在所有历史的有限性和腐败中完成生命的可能性和应尽的义务，恩典的这两个层面蕴涵着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但历史不能自我完成，因此就要在某一点上接受上帝的审判和怜悯来实现完成。

基督教神人合一的教义包含着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愤怒之间的悖论，然而正是由于这一观念的悖论性质，因此它才成为解释历史的最终钥匙。

上帝的怜悯与愤怒是历史的严肃性的象征。

善与恶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具有终极意义。

善的实现必须严肃地进行，因为能“收入仓里的”

是与稗子分开的麦子，也就是说，处在无限变动之中的善具有超越变动的意义。

另一方面，上帝的仁慈在奇怪地实现上帝的审判，但又与审判相矛盾，它指的是一切历史上的善的不完全，一切历史成就中都有邪恶的腐败，一切历史的意义体系都不完全，因为其中没有永恒的仁慈，不知道如何摧毁和转变自身中的邪恶。

因此，基督教的神人合一教义不是某种不可理解的迷信的残余，也不是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信条。

它对一个自信地注视着世界、相信人的心灵可以理解一切奥秘的智慧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在此意义上，它确实是人的智慧的另一面。

然而，它象征性地包含着一切基督教的信仰，人必须做什么、人不能做什么、人做这些和不做这些的义务和最终能力、在历史中作决定的重要性和历史成就的重要性，以及这些事情在最终意义上的微不足道，在此意义上，它只是智慧的开始。

注释

［1］《物理学》，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