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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费希特的教育思想（第2页）

费希特聆听了康德的哲学讲座并向康德递交了一篇名为《试评一切神启》（VersuerKritikaller）的论文。

此文从康德哲学的实践批判出发，对神的启示之可能性提出肯定性的论证，后来，这篇论文以不署名方式问世，并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这样，费希特作为哲学家的地位便初步确立，被公认为康德哲学最好的诠释者和继承人。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费希特以极大的热情予以肯定与支持。

在这期间，他匿名发表了两篇著名文章宣传和讴歌法国大革命。

1793年，费希特去苏黎世，与约翰娜·拉恩（JohannaRahn）结婚。

在这期间，他通过约翰娜结识了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并一起探讨了教育问题。

1794年3月，费希特在耶拿大学接任康德的哲学教授教席，同时期在耶拿任教的还有著名诗人席勒（J.Schiller）。

费希特从一开始就试图按照自己的思想见解施行改革。

在耶拿的5年时间内，费希特不仅具体尝试了教育体制的改革，而且建构了他主要的哲学体系，发表了《论学者的使命》（DieBestimmuen）、《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ueslehre）、《自然法基础》（Gruurrechts）、《道德学体系》（Systemdersittenlehre）等著作，从而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举足轻重的哲学家。

费希特离开耶拿后旋即来到普鲁士王国的首都柏林。

在柏林他深居简出，闭门著书，写下了《论人的使命》（DieBestimmungdesMens）等著名论文。

1800—1805年，费希特主要在普鲁士各地讲演。

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王国在拿破仑大军铁蹄下迅速沦陷，1807年7月9日，普鲁士和法兰西签订了《梯尔斯特和约》。

费希特结束了短期流亡，从丹麦回到柏林。

他马上开始投入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救亡中去。

对于费希特来说，精神救亡就是通过教育来唤醒当时民心涣散的德意志国民，在国土破碎的德意志境内唤醒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识。

这一具体行动便体现在他著名的《致德意志民族》（Redes）[5]的系列演讲和他的建设柏林大学的计划中。

1810年柏林大学[6]的成立标志着普鲁士教育改革达到**，同时，柏林大学也是洪堡（F.vonK.W.Humboldt）倡导普鲁士教育改革的产物。

费希特被选为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在校长的职位上，费希特继续施行他在耶拿未竟的改革事业。

1814年初，费希特夫人约翰娜因护理伤兵染上传染病，又不幸传给费希特，1月29日，费希特逝世，终年51岁。

二、早期教育思想

费希特的早期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他1789年在苏黎世贵族奥特家任家庭教师时写下的《有关最为明显的错误教育的日记》（下文简称《日记》）和1804年左右陆续写下的《教育箴言》（AphorismenǜberErziehung）中。

在《日记》中，费希特记下了他当时对于奥特夫妇对其孩子教育的弊病和对教育学与儿童心理的反思。

这篇手稿于1919年首次发表[7]，后收入1930年版的《费希特书信集》[8]。

在谈到对奥特的孩子的教育时，费希特写道：“如果我批评孩子或指出他的错误时，我绝对不会说他不应该犯错误，换句话说，我不会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小孩应该当成小孩对待，如果不懂得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就不能胜任教育工作。”

[9]在这里，费希特明显持有卢梭《爱弥儿》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这显然与他早期接受的卢梭启蒙主义教育思想有关。

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势必同奥特夫妇的封建贵族思想产生矛盾和冲突。

对于费希特来说，“在教育儿童中最困难的是去揭示儿童的思路顺序，去理解儿童是如何从一个念头转到另一个念头的。

自然，现今的老师只会让人死记硬背，不会想到这一点的。

而不懂得这一点，任何课堂教育都是不会成功的。”

在这里，费希特不仅把受教育者放到教育的中心地位，而且初步提出了儿童教育心理的问题。

这比德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施泰恩（WilhelmStern）系统关注儿童心理要早近一个世纪。

费希特反对机械地死记硬背并不是单单从学习效率高低出发考虑的，而是从当时的人文精神出发提倡人至高无上的尊严，从主观唯心论出发坚持从意识到存在的认识路线。

在费希特看来，教育也是一种主观建构，或者说是一种培养儿童正确地建构符合道德伦理的认识能力的社会行为。

应该看到，费希特当时的主观建构的思想是在西方人文主义氛围下主体至上论的必然产物，这种教育观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提倡个体解放曾有过积极意义。

在这种认识论的基础之上，费希特把培养儿童的理性思维能力规定为教育活动的最终目标。

他在《日记》中指出：“理顺儿童的思维顺序，让他们的思路有规律，符合理性，教会他们如何去思维，乃是教育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