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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费希特的教育思想（第6页）

的独裁国家观，也不是“内圣外王”

式的开明封建统治，而是民主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

这种意义上的国家以“法治”

的形式在个人的外围起作用，制约个人的享乐欲望，使个人感觉到自己的欲望不是无限制的；同时，作为绝对权威的国家有义务通过教育的强制手段使个人的发展导向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伦理轨道。

在这个前提下，费希特强调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服从国家，国家则将其公民视为工具，并将他们作为工具使用。

国家应极力普及、优化和完善公民的驯服意识。”

[17]

费希特的国家观基本上是积极乐观的。

他认为，国家通过其存在向社会成员提供普遍发展他们道德观念的可能。

只有这样，一个国家良好的社会风尚才能得以发扬光大。

在费希特看来，国家应该成为一个专门从民族利益出发，从事促进民族文化、推进民族理想的机构，国家不仅是巩固民族政权和民族安全的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民族道德观念的权威。

因此，任何教育应该首先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育。

“国民教育”

必须在健康的国家伦理范畴内进行。

因此，所谓“德行”

就成了费希特的“国民教育”

思想中一个关键概念。

费希特认为，“德行”

是基于对某种文化、道德伦理理解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社会活动之前提。

国家及其法律是保障“德行”

的必要手段，而法律又向国家机器提供惩罚一切违反“德行”

的可能性。

同时，“德行”

又是宗教的绝对前提。

通过对人的“德行”

的培养，人获得责任感和良知，这样才有可能使人从盲目的直感和盲目的服从中摆脱出来。

只有“德行”

的实现，才能使人具备自由独立地实现自我的可能性。

在费希特看来，宗教的颓废正是他那个时代的特征，一切观念的现世化导致了宗教的失落。

但另一方面，费希特并不反对宗教的世俗化。

他认为，“德行”

如“责任感、博爱、同情心、善心、忠诚及自我牺牲精神、家庭观念等”

正是宗教世俗化后来指导人的“德行”

完善的结果。

然而，费希特的德行教育并不是一种机械说教。

他在《教育箴言》第9节中写道：“积极的德行教育不是给学生规定道德准则，让学生去循规蹈矩，这样只会扼杀学生内心对道德的感受能力，把他们培养成没有内心世界、没有个性的驯服工具。

德行必须在自我谦虚的静思中，在不骄不躁中，在内心萌发，逐渐成长，发扬光大。”

[18]同样，对宗教的认识也只能在学生的自我认识过程中顺其自然，让其在学生的内心萌发。

把宗教作为说教，有计划地灌输给学生，在费希特眼里同样是扼杀理性。

四、论教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