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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德的基础知识与信仰（第3页）

但是阅读加强或者削弱了使意图指向动机的信仰。

船舵没有必要摆来摆去，给定一个偏转角度，将改变整个航行路线，直到航海结束。

自发的情感既无法可靠地支持行动，也无法指引控制——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

如果一个人尝试着将自己的情感向他想达到的“巅峰状态”

转化，或者认为他在一些场合——比如说，婚礼，他自己的婚礼，大灾难，甚至是死亡——里能够直接体会到这种状态，那么这恰好证明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当一个说者明显地表达出对情感的诉求时，听者会感到有些害羞，这种情况是又一佐证。

情感本质上是自由的、私人的和稍纵即逝的。

它的功能就是在所知与所为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可以不需要感情就建立这种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对于自由而智慧的人来说，对他提出的惟一正当的要求就是顺其所想。

当一个人在讲述故事，或者在表达自己的论点时，他自己的感觉会引导着他的想法毫不费力地展开。

所有本能的领导在实践中都发现了这一点。

如果他们抱着制造结论的想法，就不会“主张和重复”

他们希望得出的结论。

他们阐明作为前提的事实，然后让听者得出自己的结论。

他们使知识自然地对意愿发挥作用。

在我们自己的疆域里，纽约东部以南，从1917年秋至1918年夏发生的最显著的道德变化是，在事实上放弃了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转而寻求一种非常真实的对国家的效忠。

一位对这一变化负更多责任的人解释说：“当恺撒推翻了Brest-Litovsk条约，他自动地将社会主义从东岸扫除出去，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让阳光照进来。”

在军队中，逃亡率非常高，多是东田纳西州、北亚拉巴马州、乔治亚州的山地居民，驻扎在Oglethorpe边界上的第十一骑兵营的武装的骑兵中队已经将他们分别包围。

这些山地居民的孤立与无知直接造成了逃亡问题的产生。

骑兵们发现，无论在什么场合，一场启蒙运动要比武装人员的追捕更能有效地将逃亡者带回来。

追捕藏匿士兵的骑兵队伍中，有许多人穿着美国政府的制服，其行军过程就像是一场天然的教育游行，针对的是那些由于无知和谎言才反对战争和政府的人们。

当政治家处理全体人民的道德问题时，也遵循同样的原则。

那些对紧急事件直接感到压力的人们很难有耐心去询问对战争动机的解释，也不会关心对战争目的的权威声明。

经过对某些国家问题的讨论之后，一位外国的外交官对我说：“这一切都非常有趣，但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把战争进行下去。

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让他们知道，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尚未赢得战机。”

大约与此同时，英国发表了关于战争目的的檄文，并成立“战争目的委员会”

，在全岛展开讨论。

事实上，除了“保持所有人的思想一致”

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将战争继续下去”

。

无论在军队里还是在民间，都不可能完全弄清楚战争的精神背景。

当故事被经常重复时，剩下的惟一的问题就是表述上的困难了。

一位情人在回答他的女友的问题时说：“我曾经告诉过你一回，这难道还不够吗？”

从逻辑上来说，他是在自我辩护。

但是，从心理学上来说，他远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