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 再生产理论教育学派的教育观（第8页）

因此，从“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

的意义上看，国家就变成了“统治阶级用来不仅辩护和维持其统治，而且设法赢得被它统治的那些人的积极同意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整个复合体”

。

[31]也就是说，广义的“国家”

，不仅是指严格的强制性管理机器，也指“市民社会”

所提供的工会、商会、文化、教育等机构。

在葛兰西看来，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方面和文化方面的“领导权”

是国家和政权结构中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

统治阶级在掌握强制性的镇压机器的同时，也把操纵、控制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统治阶级通过教育制度、宣传媒介、文化市场等引导低下层阶级接受他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所以，这方面的“‘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是一种教育关系”

。

[32]

基于上述观点，葛兰西认为，工人阶级在能够有效地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必须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生活、生产、文化和教育等，去抵制和破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

由于这些领导权的行使同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因此争取知识分子的进步和革命转变，对工人阶级革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革命运动需要发展“直接从群众中”

产生出来，并“仍同群众相接触”

的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

应该指出，葛兰西的严重错误不仅在于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而是他把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指望完全寄托于知识分子身上，力图以此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葛兰西的“国家学说”

对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有很大影响。

有些“新马克思主义”

者正是依据葛兰西的“国家学说”

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法国教育社会学家阿普尔（MichadApple）。

他在其《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和《教育中文化与经济的再生》等著作中基本上沿着葛兰西的“国家学说”

论述了“国家再生产教育理论”

。

阿普尔不赞同鲍尔斯和金蒂斯将教育与经济生活相对应。

他认为，学校教育绝不只是经济生活的反映，它与国家、文化都有密切联系，有时它们之间还存在冲突。

如果只看到学校教育在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关系，就将忽略学校生活的复杂性，忽略存在于学校中的矛盾和冲突，忽略学校教育与国家的关系。

阿普尔强调指出，学校教育制度作为国家和政权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通过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和影响，对国家的再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

若从更根本的角度上看，经济、国家和文化都既是阶级矛盾的场所，又是阶级协调的部门，而学校则是不同的阶级在更广泛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相互斗争和调整的舞台。

国家是怎样干预和控制学校教育，并发挥学校教育对“国家再生产”

的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