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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再生产理论教育学派的教育观（第7页）

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中的这种“符号暴力”

行为是怎样进行的呢？布狄厄认为，这主要是通过课程的组织和安排。

学校里设置哪些课程，以及这些课程在整个教学中的地位，各门课程的具体内容的选择，都要体现所谓“霸权课程（hegemoniccurriculum）”

的要求。

布狄厄以法国高等学校教育为例，指出学校的这种“霸权课程”

一方面强调符合统治阶级利益和价值的知识，另一方面则贬低和削弱其他类型的知识，尤其是那些对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或集团有关的知识。

比如，将课程知识分为高地位知识和低地位知识。

实践性学科知识，如工艺、烹饪技艺等都被视为低等的或次要的知识，这类知识专门提供给工人阶级的子弟学习；而那些被视为高地位的理论知识课程如西方史、自然科学等，则体现了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文化资本”

，专门提供给经由高等教育而进身于专业职位的人。

当然，被压迫的低下层阶级的气质、习性和态度以及其他一些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特征，也会通过这些阶级出身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学校中来，从而使学校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存在某些差异，但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差异并不影响学校的“文化专断”

和“符号暴力”

行为。

布狄厄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看成一支相对自主的文化力量，并从所谓“文化资本”

与教育的关系的角度，指出了学校通过文化传递而对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

和“文化再生产”

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化”

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有助于深刻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职能。

但是，布狄厄过分地着眼于学校教育及其文化传递的相对自主性，而未充分地看到它们在根本上与经济关系的密切联系。

同时，他也过分地把学校视为只是再生产统治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静态机构，而未充分地看到在学校教育过程内部也存在冲突、抵制和斗争的复杂关系。

正如吉鲁克斯所指出的，布狄厄不懂得“文化既是一种结构（strug）过程，也是一种改造（transf）过程”

。

[30]因而这种“文化再生产”

理论也未能真正全面地反映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现实。

三、“国家再生产”

教育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有些“新马克思主义”

者强调，应该从政治方面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揭示国家干预学校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国家再生产”

过程中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国家再生产”

教育理论。

这一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之一、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国家学说。

葛兰西认为，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政权的特征已发生很大变化。

国家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领域：一是政治社会，二是市民社会。

前者指政府行政管理、法和其他强制性国家机构；后者指某些社会集团通过像社区、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