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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国教育学的重建（第6页）

斗争扩大化，高等师范院校一些很有才干的教育学科教师及一些有名望的学者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我国教育学科建设受到严重挫折。

与此同时，适应当时“高举三面红旗”

（“总路线”

“人民公社”

“大跃进”

），“多快好省”

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在1958年至1960年开始了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运动，教育学领域开始搞“大跃进”

，开展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

心理学被作为“伪科学”

受到批判。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也受到了批判。

此外，还开展了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为中心的学术批判，主要锋芒针对“人道主义”

“人性论”

“和平主义”

和学术自由等，要求挖18、19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祖坟”

。

教育史上许多教育家论述过的“量力性原则”

因与“大跃进”

精神不相符合，也遭到了批判和否定。

这些在思想和学术领域的批判简单粗暴，压制了在学术上持不同观点的人，打击了很多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挫伤了当时教育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正是由于反“右”

斗争的扩大化和“教育革命”

中“左”

的浪潮，我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出现了一种“左”

的倾向。

这主要表现在教育学的教材建设上出现了一种“教育政策汇编形式”

的教育学。

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提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一切社会科学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学也不例外，信心百倍地认定资产阶级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正在被铲除，新的适合于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理论、教育制度、教育方法、课程、学制等正在被创造出来。

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以毛主席教育思想为纲，以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为依据”

编写的教育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出现了。

1958年4月2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师范学校三年级教育学课原有教材停授，改授有关我国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内容。

②这一切使“**”

期间教育学教材编写完全成为教育经验政策汇编，成为“语录学”

和“政策学”

的温床。

通过教育学重建上的这种“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