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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国教育学的重建（第5页）

。

①正是基于这种状况，有的学者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容忍教育科学的长期落后现象”

，“教育科学千头万绪，要有专人或小组去分头研究”

，“应大力把教育科学作一番分类，按照门类指定全国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们负责去研究”

。

②加强教育科学研究的组织与开展，成为教育部落实“向科学进军”

号召的重要措施。

1956年，由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主持制定的《关于1956—1967年发展教育科学的规划草案（初稿）》颁布。

该草案对教育学（包括教学法）、心理学、教育史等教育学科的研究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大力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使我们的教育科学能在十二年内，赶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达到接近苏联的水平。”

③1958年3月3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召开教育科学规划座谈会，号召在实践中建立教育科学。

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董纯才在会上指出，教育科学应该有计划地进行安排，从理论上研究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组长柳湿在会上说，各级教育事业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必须建立从教育实践中来又回到教育实践并能指导实践的教育科学，要在两三年内建立我们的教育科学。

④教育科学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几乎与此同时，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学习外国经验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随后提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开始探索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和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在“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下和“双百方针”

的指引下，我国教育学科建设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在反思上一阶段学习苏联教育学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教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这主要体现在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的重建上。

早在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的一次高等师范教育学教学大纲的讨论会上，就曾明确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

①。

但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是从1957年开始的。

1957年《人民教育》7月号以《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为题，发表了当时一些学者对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这些意见直指学习苏联经验时出现的教条主义、机械主义倾向，鲜明地提出了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对如何建设中国的教育学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

有的学者发表了专论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章。

②有的学者还专门撰文，就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作了较具体的论述。

③除此之外，有些谈教育学教学大纲方面的文章，也涉及教育学中国化问题。

④值得重视的是，在哲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领域进行的有关继承性问题讨论的影响下，曹孚在《新建设》1957年第6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在教育观念上对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理论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挑战，从而在教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上取得了理论思维上的进展，反映了当时我国教育学重建的成就。

然而，正当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充满热情地为建设中国化的教育学科体系而努力探索时，反“右”

斗争开始了。

在此气氛中，曹孚1957年发表的《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被错误地批判，他被迫在《新建设》1958年第2期发表检讨文章。

①这一批判虽然是在内部进行的，但影响也波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

由于反“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