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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教育学的再建（第2页）

随着教育研究的初步恢复，教育学也得到初步恢复和重建。

1978年6月8日至29日，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在肯定1961年确定的文科教学方针及其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1978年8月28日颁发并试行了《高等师范院校的学校教育专业学时制教学方案（修订草案）》。

该方案规定学校教育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科师资、教育科学研究人员和教育行政工作者，开设了与教育学科相关的课程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和小学教材教法等必修课以及教育哲学、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前教育学和教育行政与学校管理等选修课。

①这个方案显然从制度化的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学课程门类进行了扩充，重庆开设了20世纪上半叶已经形成的教学论、比较教育学和教育统计学等课程。

虽然是恢复重建，但起点较高，不仅仅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学的简单重复。

诚如当时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像自然科学建立一个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体系那样，社会科学、教育科学也要建立一个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科学研究体系，而且要有相当的规模”

。

②

随着教育学门类的初步恢复和重建，教育学的教材编写及其内容的确定也成为教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

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受教育部委托编写《教育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0月在开封举行了《教育学》初稿讨论会暨学术研讨会，并就共同关心的教育理论问题，如教育是不是上层建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过程、思想教育过程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讨论，这些讨论为教育学内容的更新奠定了基础。

可见，经过第一次反思，教育学被初步恢复和重建起来，这不仅表现在提出要建立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和相当规模的教育学，而且体现在以制度化的方式扩充了教育学的课程门类，尝试进行教育学教材编写内容的改革。

第二次反思，是指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克服所谓“两个凡是”

的思想束缚为先导，重新审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的教育历史，开展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

建设上来，进一步推动了教育学研究者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向更深入的方

向发展。

同第一次反思相比，解放思想涉及与毛泽东同志的批示和指示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乃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有关教育的论述。

对于教育学来说，马克思主义仅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某些教育方面的一般性原理，至于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还需要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

①随着我国教育学研究者思想的进一步解放，1979年后，开展了教育本质的大讨论。

讨论促使我国教育学研究者重新认识教育的各种社会功能。

人们基于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改变了以往把教育社会功能绝对政治化的片面观点。

讨论不仅为确立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改变“**”

前十几年我国教育学仅仅局限于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和各科教学方法的局面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等学科在新时期的崛起。

在对教育本质探讨不断深入的同时，有的研究者突破教育是上层建筑的结论，研究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关系，提出了“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

这样一个新观念，从而说明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同属于现代教育范畴，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

①这个观点的提出对我国教育学的再建产生了重大作用，为我们引进国外，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的新型教育学学科奠定了思想基础，引进西方教育学于是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教育学的恢复和建设

正是在第二次反思的基础上，我国教育学得到了再建。

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教育学研究者不仅提出了要广泛吸收国外教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揭示了教育学与其他科学的联系的主张，而且明确提出了中国教育学创建的基本目标——建立中国式的教育学。

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了1976—1985年的《全国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明确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进一步提出了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明确提出了教育学体系问题。

②这次盛会标志着我国教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我国教育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会议期间，《教育研究》编辑部于4月11日邀请部分教育学研究者进行座谈，并于1981年第2期开辟“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教育科学”

专栏，发表有关专家学者的笔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