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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教育学的再建（第3页）

1981年1月，中央教科所教育理论研究室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科学研究所联合举行了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教育科研”

为题的座谈会。

在这些座谈会和笔谈中，学者们普遍就这些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学者们已普遍感到教育学是一门多科性的边缘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须认识其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基础。

当代教育研究几乎涉及教育的所有领域，参与教育研究的学科极其广泛。

除了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生理学之外，还有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医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统计学以及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

教育学不仅以哲学社会科学为基础，而且以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为基础。

这样就产生了教育学的分支，如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生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育法学、教育工程学、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教育学和特殊教育学等。

过去我们一谈到教育科学的门类就是教育学、教育史、教学法和心理学，这是不全面的。

我国教育科学缺门太多。

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能使我国的教育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能建立我国教育学的完整体系，势必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

因此拾遗补阙，建立一个适应我国教育事业建设需要的完整的教育学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具体分析了教育学发展的特点和动力，初步提出了建立中国式教育学的方法论原则及途径。

在1981年4月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现名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的第二届年会上，学者们就如何建立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具体讨论，提出要建立我国的教育学体系，必须遵循以下五个途径：其一，要认真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教育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式的教育科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二，要实事求是地研究1949年以来办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教训，从中探索、揭示教育规律，为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学提供真实无误的历史根据；其三，要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进行各个方面的教育科学实验，为建立中国式的教育学提供大量的、系统的、翔实可靠的事实根据；其四，要批判地继承祖国的历史教育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择其善者纳入社会主义的教育学体系，做到古为今用，对祖国的教育历史遗产，应批判地继承；其五，要广泛地研究外国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做到洋为中用。

①

第三，适应国外教育学发展趋势，探索并构建中国式教育学，越来越成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的共同呼声。

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在对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和各科教学法等“**”

前已有的传统学科继续进行恢复和重建。

同时，对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包括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哲学、比较教育学、成人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和教学论等学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和研究。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已开始重视对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等学科自身体系的探讨。

由于当时“左”

的影响尚未彻底清除，本阶段对中国式教育学的探索毕竟还是初步的，但它是好的开始，为下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创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以中国特色教育学为目标的建设阶段

党的十二大关于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的决策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学的发展，具体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深刻分析了我国教育学落后的原因。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为了活跃学术思想和繁荣教育学，召集有关教育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们讨论了中国教育学的现状和发展问题。

学者们认为教育学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并就如何发展教育学提出了具体意见。

①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有关文章中也对我国教育学的现状和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把教育学搞得很狭窄，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代替了所有的教育学学科，教育研究内容仅局限于中小学教育教学过程这一狭窄的领域，教育学在我国长期不受重视，甚至遭到歧视和打击。

近20年内处于被批判、被取消的地位。

这些原因导致了我国教育学的落后。

②

第二，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

1983年5月24日至3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二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

1983年5月胡乔木在第二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关于教育研究“要有一点思想解放”

的谈话，引起了我国教育学研究者的强烈反响，激发了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建设教育学的热情。

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研究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为中心，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教育科学自身进行反思，探讨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成为我国教育科学工作者对这一阶段着力探索的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