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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教育学的再建（第8页）

，只因为教育学由国外“引进”

，并非国内自生。

②面对教育学的“降临”

，中国教育学人试图使教育学“中国化”

“本土化”

。

20世纪20年代，国人就提出了“教育学中国化”

，20世纪50年代，国人进一步反思了“教育学中国化”

，改革开放之后，建设中国教育学在众命题和口号中脱颖而出，并越来越成为中国教育学人的追求。

③

一直以来，教育学中国化是中国教育学者的追求和梦想，但中国教育学的旨归应该是走“中国教育学”

之路。

④重建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实践典范当首推“生命·实践”

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首创并持续领导的“生命·实践”

教育学在21世纪之前已走过了孕育期（1983—1991年）、初创期（1991—1999年），在21世纪初则走过了发展期（1999—2004年）、成型期（2004—2009年）以及渐至佳境的通化期（2009年至今，尚在进行中）。

叶澜教授认为，“生命·实践”

教育学是属人的、为人的、具有人的生命气息和实践泥土芳香的教育学。

①“生命·实践”

教育学极为重视的便是回归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直面当代鲜活的教育实践，视此二者为攸关其“生命”

的两条命脉，与学科史、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科学、哲学互融互通维系着其健康发展，这是“古今中外法”

的现实践行；就相关教育基本命题在回归中实现突破，给出了学派独特的回答，如“教育是点化生命的人间大事”

“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

等，这是中国式话语的当代声音；形成了独特教育学理论建构路径：基因式核心概念的探寻，理论人的“主动深度介入”

和实践人的“研究性变革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建构和交互滋养，“回归式汲取”

“批判式内化”

“创造性突破”

……这是摆脱以西方为本的学科自立。

②

在构建中国教育学的过程中，“中国教育学”

的“中国性”

“中国感”

“中国味”

进一步得到明确。

也即“中国”

是一种"态度"，"中国"是一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