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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曲折探索（第3页）

该书作者把哲学分为唯心论和唯物论两个部分。

资产阶级教育学是建立在唯心论基础上的，苏维埃教育学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

该书作者批判唯心主义无视社会制度的现实，把社会、人和道德都看作抽象的、外在于社会的存在，从而掩盖了阶级本质。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不是从普遍精神和绝对理念出发，而是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出发。

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教育学才能成为揭示人的发展、教育、教养规律的真正科学。

①

学习苏联教育学是我国教育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

我们不仅翻译了大量苏联教育学教材，而且邀请苏联专家直接到中国参与教育学师资培养，如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起先后邀请了波波夫、普希金、崔可夫、马弩依连卡等，华东师范大学邀请了杰普莉茨卡娅。

凯洛夫本人也于1956年12月30日至1957年1月23日在中国访问，先后在北京、重庆、昆明、广州、上海等地开展一系列讲演和座谈。

据报道，与之会面或前来听报告的有1.5万余人。

②苏联专家的教育学讲义也被印刷或出版。

在学习苏联教育学基础上，我国也开始编写自己的教育学大纲和教材。

1952年，教育部印发了供中等师范学校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

这份大纲基本模仿自叶希波夫、冈察洛夫合著的《教育学》。

后来根据大纲，教育部组织张凌光、丁浩川等专家编写了供中等师范学校参考用的《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

在序言中，作者指出，该书参考苏联的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编写。

1954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了《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1956年，又组织编订了《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和《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

这些都是参照苏联各级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大纲，结合我国过渡时期的实际而制定的。

①后续根据这些大纲编写的教育学教材，基本是参照苏联教育学教材体系编写的。

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写的《教育学讲义》在“前言”

中明确指出，这部讲义是“企图在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教育学科学体系，编写一套能够初步适合要求的教育学讲稿”

。

三、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批判

杜威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旧教育进行改造，自然就要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1955年第5号《人民教育》发表社论《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这一时期主要是批判实用主义以及杜威的教育哲学。

《哲学研究》《人民教育》《新建设》以及《厦门大学学报《华南师院学报》《华中师范学院学报》等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有苏联学者冈察洛夫的《实用主义与实验主义的教学论批判》②（1950）、梅里维里的《实用主义》（1951）、李达的《实用主义》（1955）、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上篇）》

（1950）、《杜威批判引论（下篇）》（1950）、《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谬论》（1955），以及张腾霄、杜佐周、曾作忠、戴本博、王天一、毛礼锐、刘桂灼等的著作，还有严永晃的《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的知识论》（1956）、黄凤漳的《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关于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1958）、邓峻璧的《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关于教学过程的理论》（1958）等。

这一时期出版了曹孚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新知识出版社，1956）、陈元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傅统先的论文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第1、2集，文化教育出版社，1955）。

杜威受到批判后，他在中国的学生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思想也遭到批判。

批判者认为，杜威的教育哲学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社会哲学和教育方法论。

社会哲学中诸如生长论、进步论、无目的论、智慧论，试图掩盖资本主义的阶级本质。

教育方法论以其知识论和经验论为基础，对批判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具有“外部**性”

，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