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教育哲学的重建与发展（第3页）

《教育哲学通论》摆脱了完全以研究国外哲学流派和教育流派为中心的教育哲学体系，试图融古今中外教育思想为一体，吸收我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精华，借鉴国外教育哲学流派的学说，结合我国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哲学体系。

在西方教育哲学的研究上，这个阶段出版了崔相录的《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哲学》，早期还发表了R.D.范斯科特、R.J.克拉夫特、J.D.哈斯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外国教育动态》，1980年第6期），王佩雄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发展情况简介》（《外国教育研究》，1984年第1期），王佩雄的《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美国教育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第2期]等。

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上，于述胜、于建福出版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何光荣出版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毛礼锐发表了《论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黄济发表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等。

经过了近10年的建设，20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哲学开始分化，分支领域的教育哲学著作出现，主要有郑毓信的《数学教育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钟祖荣的《基础教育哲学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刘晓东的《儿童精神哲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孙绵涛等的《教育管理哲学——现代教育管理观引论》（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专题研究式的教育哲学出现了刘楚明的《教育辩证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金生铉的《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石中英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五）恢复重建时期教育哲学发展的特点

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相比，恢复重建时期的教育哲学起点高，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确立了教育哲学在大学教育系课程中的地位，并且其地位逐步提高，从最初的选修课发展到专业主干课，从大学教育系的课程扩展为教师教育的课程；第二，成立了全国教育哲学学术团队，打造一支教育哲学的研究队伍，而且队伍不断壮大；第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多种取向的教育哲学并存的局面不再存在，也纠正了“**”

时期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批判，“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思想家及其理论”

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服务；第四，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成为教育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取得了成就，有助于建设本土的教育哲学，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哲学研究中是少有的；第五，教育哲学的重建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摆脱了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方化倾向，“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比1949年前的要强，有作者的独到见解，那种大量参考和直接引用国外教育哲学著作的做法很少了”

②;第六，这一阶段教育哲学以概论式研究为主，20世纪90年代后期，分支领域和专题研究的著作开始出现，教育哲学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

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相比，教育哲学重建时期的问题有以下两点。

第一，专业化水平较低。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哲学团队，大多留学海外，精通哲学，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哲学家。

但教育哲学30年的中断，使教育哲学在恢复重建时，只能临时从教育学其他学科“转嫁”

学者，其学术背景和学术素养都不及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

第二，对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反映不够，翻译著作较少。

1979—2019年翻译的著作只有罗伯特·梅逊的《西方当代教育理论》、麦克莱伦的《教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杰·阿·阿基比鲁的《教育哲学导论》（春秋出版社，1989）。

这些著作也不是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此时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没有保持与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同步。

二、21世纪教育哲学的发展期（2000—2019年）

就学科发展而言，进入21世纪，教育哲学迎来了百年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

教育哲学成为教育学科中一门重要的理论学科，担当着提升教师理论素养的重任。

它不仅是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而且在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中，被列为中小学教师教育课程的重要模块，成为培养教师正确的教育观念，提升教师理论思维的重要课程。

经过改革开放之后三代教育哲学学者①的努力，教育哲学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很多高校教育学原理专业设置教育哲学研究方向，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

全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教育哲学理论学术团体，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学术年会，参会人数达到二三百人，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参加。

21世纪以来，国际交流加大，中国教育哲学一方面及时翻译国外学者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通过“请进来”

“走出去”

，加强与国际教育哲学界的交流与对话。

一批留学海外的博士回国后进入教育哲学领域，一些海外教育哲学学者开始受聘于国内高校，教育哲学的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实现了中西方教育哲学的同步交流、对话、合作、发展。

就研究而言，教育哲学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它超越了单一学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范围也越来越宽泛，分支性领域的研究和问题性研究快速发展。

2000—2019年，出版教育哲学方面的著作近百本，数量是前一个20年的3倍；发表论文1200多篇，数量是前一个20年的5倍多。

可以说，21世纪之后，中国教育哲学真正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时期。

（一）概论式教育哲学研究稳中提升

1979—1999年，教育哲学研究出版33本著作，其中26本是概论式的。

2000—2019年，出版概论式的教育哲学著作33本，比前一个阶段多7本，这说明教育哲学概论研究保持着稳定的发展速度。

更主要的是，这一阶段教育哲学概论的质量有明显提高。

一是研究主题多样化；二是主题紧密结合时代发展和中国教育实践；三是吸收和融合了西方新的教育思想观念；四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很有深度，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提供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