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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教育哲学的重建与发展（第5页）

这些分支领域的研究虽然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多数还在建设初期，也在发展之中。

新的学科领域，诸如课堂哲学、教育评价哲学、班级教育哲学、中学教育哲学、职业教育哲学、家庭教育哲学、校外教育哲学等，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拓展。

相对而言，在分支领域中，高等教育哲学在国外比较成熟，经典著作有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国内关于高等教育哲学的著作只有张楚廷的《高等教育哲学通论》，但围绕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三）问题式教育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概论式和分支式教育哲学都把教育哲学作为学科，学科是学者的专利，教育哲学要走向大众指导教育实践，就需要从学科体系建构转换为问题研究和思想建构。

因此，“教育哲学应当从‘象牙之塔’里走出来，面向实际，为回答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服务”

①。

与上一阶段相比，21世纪教育哲学的问题式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表现为教育哲学的问题意识显著增强，更加聚焦于教育哲学中的问题，诸如教育中的人、公正、自由、权利、权力、价值、公共性、教育改革、多元文化等，甚至研究主题渗入更微观的学业负担、教师发展等问题中，问题研究向纵深发展。

这个时期出版的陆有铨、石中英主编的《京师教育哲学论丛》、戚万学主编的《教育哲学研究丛书》、王坤庆主编的《教育哲学研究丛书》、金生铉主编的《当代教育哲学研究的新进展》都是以问题研究为主的哲学著作。

总体来看，这个时期，问题性研究著作的数量非常多（下面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式著作，与概论式和分支式著作持平。

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运用哲学原理分析教育问题的更多。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教育哲学的问题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一方面，研究的问题还略显宏大，诸如自由、民主、公正、现代性等，研究还漂浮在“空中”

，“落地”

不够；另一方面，研究主题的选择与时代的结合不紧密，反映出的中国教育实践不够。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应该引领时代的发展。

但就上述著作的情况看，它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反映20世纪90年代的素质教育、主体教育，以及21世纪的生命（化）教育、儿童本位教育、教育均衡发展，新时代的立德树人、美好教育生活建构等教育改革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哲学研究滞后于教育改革的实践，其原因在于教育哲学对实践关注不够，学者对教育实践了解不多，感受不够。

（四）引进西方教育哲学的质量提高，但对西方现代教育哲学的研究不够

2000—2019年，我们自己编写的教育哲学近百种，但翻译的著作不足20种，总体上数量不多。

但与前一个阶段相比，译著的质量明显提高。

这表现在，一是翻译了西方教育哲学的经典教材和权威著作，如诺丁斯的《教育哲学》，奥康纳的《教育哲学导论》，T.胡森、T.波斯尔斯韦特、D.C.菲利普斯的《教育大百科全书·教育哲学》，奥兹门等的《教育的哲学基础》，Randall主编的《教育哲学指南》。

诺丁斯、奥康纳都是教育哲学名家。

奥兹门的《教育的哲学基础》是一本在美国使用时间最长、再版次数最多的教育哲学教材之一。

作者从对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哲学思想形成背景出发，介绍了历史上主要的哲学观点，如理念论、实在论、实用主义、改造主义、行为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及其发展脉络，进而论述了各学说在教育目的、教育方法、课程、教师角色等方面的具体主张。

Randall主编的《教育哲学指南》，是由西方53位教育哲学家编著的综合且权威的教育哲学指南，该书分为四部分45章，即历史的及当代的教育哲学思潮，教学和学习，学校教育的政治和伦理，高等教育。

二是开始关注分支领域和问题研究的教育哲学，如柯尔伯格的经典之作《道德教育的哲学》，贝内特·雷默的《音乐教育的哲学》，沃尔夫冈·布列钦卡的《教育知识的哲学》，加雷斯·B.马修斯的《童年哲学》，埃德蒙·伯克·费德曼的《艺术教育哲学》等。

系统研究。

彭正梅的《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的历史考察》这本著作属于以论带史，并非对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系统介绍。

西方教育哲学的研究不及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

总之，21世纪以来，教育哲学研究突破了概论式的教材编写，开始向分支领域研究和问题研究扩展。

就领域而言，教育哲学内出现了课程哲学、教学哲学、德育哲学、教师教育哲学等，教育哲学的分支学科更加丰富。

就问题研究而言，既有教育哲学元问题的反思，也有教育哲学的一般问题探究，更多的是对时代问题的思考。

随着有些问题的专题性研究的深入与系统化，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如教育人学、教育价值论、教育认识论、过程教育哲学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教育问题哲学尤其是教育实践问题研究成为教育哲学研究主要领域，得到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