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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三代变迁和华夏文化的形成（第2页）

2．宗教神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人们的思想意志归根结底要以神的意志为转移，王权通过巫术神权去体现。

如史籍记载夏的许多重要事件，都归结为天的意志，像禹征三苗，“亲把天之瑞令”

，“已克有三苗……而神民不违”

[9]；启伐有扈氏，借口有扈氏“威侮无行，怠弃三正”

，而称自己是“恭行天之罚”

。

甚至启取得胜利后，在均台大飨诸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

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10]，这些都反映了夏代的神权政治的情况。

《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

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

“好方鬼神”

，即一味以鬼神是听的意思。

《国语·周语》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也是说夏代后期神权政治搞得过了头，最后导致了亡国。

3．基于耜耕农业生产的积累，这时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如日食、历象）已有一定的认识。

如《左传》引《夏书》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成书于春秋的《夏时》（即后来的《夏小正》）也保留了不少夏代人对天象物候的认识。

不过他们对自然现象的变化还充满了畏惧和崇拜。

如上述《夏书》记载日食发生后，“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人们鸣鼓奔走，乱成一团；《夏小正》说夏代开始以干支记日，但夏末诸王如“胤甲”

、“孔甲”

、“履癸”

等却以日干为名。

这说明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和天地山川的崇拜还占主要地位。

商代是神权政治的极盛时期，也是神权政治达到顶点而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卜辞和《商书》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卜辞所见，殷人事无巨细，大至立国迁都、方国征伐、年成丰歉，小至风雨晦明、出行吉凶、疾病生子，都不厌其烦地占卜，充分反映了商代巫术神权政治的无所不包。

商人心目中的神灵大致分为三类：（1）帝（上帝）。

这是超乎自然神、祖先神之外主宰世界一切的至上神。

（2）自然神。

像土（社）、方、河、岳等土地、四方、河、山之神。

（3）祖先神。

包括传说中年代久远的祖先神和有明确世系的先王、先妣及有影响的旧臣。

这些神灵的分类，有王权借神权而强化的因素，有发达的祖先崇拜的因素，有传统的自然崇拜的因素，也有商人对历史上英雄人物崇拜传统的影响，甚至有过去军事民主时期民主精神的遗留（如《书·盘庚》说：“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

），反映了伴随着商王国版图的扩充与王权的发展，商人对统一世界力量的思索与秩序观念的考虑。

商王朝是一个规模阔大的方国联盟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