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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三代变迁和华夏文化的形成（第6页）

急剧动**的社会变革，戎狄蛮夷和华夏的融合，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激发了思想家们对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如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华夷关系以及忠孝、仁义等思想伦理学说进行深入的探讨，于是，随着争霸各国为了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不同的政治主张竞相活跃，私人讲学、私人著述蓬勃发展，形成了很多的流派。

春秋政治思潮的范围涉及哲学、思想、伦理及礼、乐、政、刑、治国、用人等问题。

由于参与这些讨论或争论的人有不少是当权的人物，或者是主持变革或参与变革的改革家，所以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能够推广或得到很多人的首肯。

像随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

；伍子胥说：“亲民者必胜，骄民者必败”

；郑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

，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而那些私人讲学或著述的思想家，则因为他们有众多的门徒或读者，学说观点广泛流传，并能在流传中得到补充和发展，像孔子学说就是如此。

这些政见不同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常常因为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不同而争论，这实际上就是百家争鸣的先声。

通过争鸣，各家各派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更有提高，常常会引起彼此之间的吸收和分合。

战国以后，新成长起来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正处在统一中国的激战之中，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形成地主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都希望从思想家那里吸取新的学说和营养，这就在客观上为诸子百家的形成和争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诸侯各国礼贤下士成风，如魏文侯师事卜子夏，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齐威王创建稷下学宫，儒、墨、杨、老、法、名、阴阳“不治而议论，先生千有余人”

，“学士”

数百千人；秦以重金招纳客卿，吕不韦编著百家融合的《吕氏春秋》，聚集门客3000人。

一些有实权的贵族官僚，也希望借重知识分子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势力，养士如林，如战国四公子门下食客几千人，随时给他们出谋划策，成为他们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参谋。

当时诸侯各国对士的态度是“合则留，不合则去”

，待遇优厚，学术政策宽容，这也给士人冲破旧思想的束缚、探求创作新的思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促使不同观点的各种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诸家纷然并存，互相交锋，互相辩论，形成了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殊业，兼务于治。”

这些学术流派虽然观点不同，亦可以民主地互相辩驳，但它们的思想实质绝大多数都是在政治上鼓吹君主专制。

它们或者鼓吹王道，或者称颂霸道，或主张以仁义致王，或主张以霸道统一。

因此，这些学说虽然差别悬殊，但最终却汇成了一股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洪流，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舆论先导。

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最早争鸣的儒墨“显学”

和稍后的儒、墨、名家三足鼎立，逐渐被李悝、吴起、商鞅、李斯和田齐“因道全法”

的法家之间的争鸣所取代。

最后的结果，是商鞅、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把秦推上统一中国的舞台，由秦消灭六国割据而完成“千古一帝”

的伟业，争鸣遂告尾声。

百家争鸣是华夏各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多思想家理性文化智慧的结晶。

百家争鸣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华夏文化的成熟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古代理性文化已经达到了难以攀登的高峰。

它的出现，不仅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的发展蓄积了足够的营养。

两千多年来，历史上的许多思想都可以从战国诸子的学说中找到源头，甚至今天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我们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从诸子那里发现头绪，这不能不使我们由衷叹服我国古代文化的伟大。

政治思想的百家争鸣也推动了哲学、史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

像《老子》、《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既是理论思维的哲学著作，同时也是雍容博雅、汪洋恣肆的艺术散文。

继孔子编纂的编年史书《春秋》之后出现的大型史学专著《左传》、《国语》、《纵横家书》等，既是富赡恢宏的编年史、国别史，又是精炼铺张的史传文学。

《诗经》有一部分是春秋时的作品，大都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各地社会生活的风诗。

战国时最能反映当时诗歌成就的作品是《楚辞》，它吸收了楚国民间语言的精华，继承了古代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论，不遵矩度”

，奇伟、瑰丽，给后世的诗歌创作以极大的影响，是中国文学遗产中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