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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理性文化诞育的诸子散文（第5页）

《孟子》七篇就是孟子晚年的作品。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学说，是孔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

他生活在地主封建势力在各国先后实行变法的战国中期，“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16]。

孟子在诸侯各国用武力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称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主张“法先王”

，行“仁政”

，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

不过他在列国纷争和人民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看到人民力量的巨大，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观点，强调统治者应重视人民的作用，这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性。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

。

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并认为这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他认为只要统治者发扬善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仁政的理想就可以马上实现。

这是和列国纷争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所以当时的当政者说他“迂远而阔于事情”

。

《孟子》文章仍基本属对话体，但篇幅加长，议论增多，较之《论语》等有了很大的发展。

《孟子》不像《论语》那样简洁含蓄，而是长篇大论，观点鲜明、感情强烈、气势磅礴、辞锋犀利，富于论辩性、战斗性、鼓动性。

《孟子》中所出现的孟子形象，傲岸不屈，口若悬河，在各种论辩中都是以他的胜利和对方失败告终。

例如他驳斥农家许行治天下必耕且为的观点，先从许行也并不是自己先做好了釜甑才做饭、先铸好了犁铧才耕地说起，说明社会的分工是非常必要的。

然后列举尧、舜、禹、稷都因政务无暇躬耕，说明治理天下不能耕且为。

进而又斥责许行之说实际上是“以夷变夏”

，是历史的倒退。

一层推进一层，理直气壮。

“齐桓晋文之事”

，他向齐宣王鼓吹王道，先有意避开齐宣王提出的关于霸道的问题，掌握谈话的主动权，然后采用迂回战术，巧妙地把话题引到王道上，揣摩对方的心理，引用宣王不忍心杀牛衅钟的故事使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他设下的圈套，先纵而后擒：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

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

’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

’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