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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秦汉文化的差异及不同的社会影响（第2页）

4．秦皇朝维护统一的政策法令起到的效果是表面的，并没有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

当时实际上新与旧的斗争很激烈，在社会心理上表现为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丞相王绾等大部分朝臣赞成分封制、淳于越在朝堂公开颂扬商周分封之制而非议新政、陨石上有人刻写“始皇帝死而地分”

等事实都说明旧的习惯势力很强大。

秦始皇之所以要焚书坑儒，最根本原因是要抹掉人们的历史记忆，从根本上消弭反抗意识。

可惜事与愿违，当反秦烈火席卷神州大地之时，六国旧贵族大多得到拥戴，乘时而起，成为反秦斗争的主力。

甚至到刘邦建汉之时，还不得不向传统势力妥协，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对六国后裔和军事领袖用封王的手段进行笼络。

汉代的文化政策，以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正式确定的标志。

它对文化事业和社会历史的影响比之秦代有诸多不同：

1．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始皇“焚书坑儒”

，目的都是实现思想的统一，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但在手段上，二者却有很大不同。

汉武帝用政权的力量扶持一种学说，以禄利作诱饵使社会形成习儒风气，让其他思想学说自然衰息，比秦始皇对民间学术活动强令禁绝、严酷镇压的做法要高明得多。

从实践效果看，二者更不可同日而语：秦始皇的高压，造成文化事业的萧条，也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武帝之举，却调动起人们的高度热情，促使士人民众同心同德地为大一统政权建功立业，形成文化全面繁荣的局面。

2．儒家学说强调由亲亲及尊尊，以放大血亲联系的方法，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金字塔结构，十分适合巩固大一统政权建设的需要。

汉武帝崇儒本身反映了当时巩固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也建立了中华民族长期统一的牢固思想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当然，在以一种思想为主导时，排斥其他思想学说，有很大的弊端。

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政策，符合当时统一意识形态的要求，起到了促进大一统政权建设的积极作用。

但是儒家思想的独尊，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影响了民族思维与民族创造力的正常发挥，也造成了民族封闭性心态，妨碍了对外来优秀思想文化的吸收，造成了严重后果。

当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者把它作为苟延残喘的救命法宝时，更显出它消极有害的一面。

顾颉刚先生之言：“……换句话说，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

这比之始皇的以高压手段统一思想还要厉害。

两千余年来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

[24]道出了要害所在。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文化。

这种基本格局，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大特色，保存两千余年。

我们将在第二章集中对此进行论述。

4．汉武帝提倡儒家学说，重视教化的功用，却没有忘记以刑立威。

在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的同时，对外大用甲兵，对内放纵酷吏，实行的是恩威并施的两手政策。

这一施政要诀为后来帝王继承，汉宣帝之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25]是最好的表白。

一张一弛的为治之道在武帝、昭帝、宣帝的执政上表现明显，且效果显著。

他们同样杂霸王道而用之，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武帝在文景时期多年实行宽弛政策之后，任用酷吏，以猛为治，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好多长期积存下来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