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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同光体诗与诗界革命（第3页）

“三元说”

是“同光体”

诗学主张的理论核心，为“同光体”

宗宋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陈衍主张宗宋，实际上并不是让诗人模仿宋诗，而是要学习宋诗力破唐诗旧习的创新精神。

他在《石遗室诗话》中又说：“大家诗文，要有自己的面目，决不随人作计，自《三百篇》以逮唐宋各大家，无所不有，而不能专指其何所有。”

他指责那些一味泥宋而缺乏变化的诗作为“江湖末派之诗”

，强调学宋应在融宋基础上有所创新，要体现出个人的独特风格来。

但可惜的是，“同光体”

的大多数诗人只是发展了陈衍诗论中宗宋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创新的一面。

陈衍还沿袭前期宋诗运动的观点，继续主张以才学入诗，认为只有诗人、学者兼于一身，才能写出好诗。

他在《石遗室诗话》中提出：“诗贵风骨，然亦要有色泽，但非寻常脂粉耳；亦要有雕刻，但非寻常斧凿耳。”

[7]要求诗人要多读书，要“词章与考据”

兼擅。

实际上，陈衍的这种主张与他宗法杜、韩、黄的观点是相联系的。

杜甫早就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的观念，黄庭坚也明确提倡做诗要“无一字无来处”

。

陈衍的主张正是对杜、黄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

强调诗人的学问修养，这在本质上并没有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同光体”

诗人往往偏执一方，把训诂、考据之学视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严重脱离了现实生活，削弱了诗歌的社会意义，将诗歌艺术引向了歧途。

受此影响，“同光体”

的诗作语言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在字句上刻意翻新求奇，违背了诗歌通俗晓畅、生动形象的艺术规律，这是“同光体”

诗总体价值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江西修水县）人，曾任吏部主事，后因帮助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被清廷革职。

此后随父还乡，一心为诗。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忧愤绝食而死。

著有《散原精舍诗集》3卷、《续集》3卷、《别集》1卷。

陈三立特别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的诗歌有许多反帝之作。

如《书感》《孟乐大令出示纪愤旧句和答二首》《人日》《次韵和义门感旧闻》等诗，都写出了对八国联军入侵的悲愤心情。

陈三立还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敢在中国为所欲为，关键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因而他的一些诗作将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

如《小除后二日闻俄日海战已成作》《短歌寄杨叔玖，时杨为江西巡抚，令入红十字会观日俄作战局》等诗，既对日俄两帝国在中国挑起战端表示愤慨，又对清政府的愚蠢行径进行了辛辣讽刺。

日俄战争，战场却在中国，遭受战祸的自然是中国人民，而此时的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

，诗人对此悲愤不已。

陈三立的诗中还有少数反映人民疾苦之作，如《江行杂感》之四、《次韵黄知县苦雨二首》《闵灾》等诗，都是反映1901年江南**雨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