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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翻译文学（第2页）

梁启超随后还翻译了《十五小豪杰》《世界末日记》等小说；他还在其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节译了英国诗人拜伦的《渣阿亚》和《端志安》，这是拜伦诗作在中国的最早译文。

梁启超对翻译理论也有独到见解。

他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明确论证了直译和意译的得失，认为这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应该相互为用。

在《论译书》中，他又提出译书应该避免“二蔽”

、达到“三通”

。

“二蔽”

是指“徇华文而失西义”

之蔽和“徇西文而梗华读”

之蔽；“三通”

是指通华文、通西文、通所译书的专门学问。

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晚清翻译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是近代翻译文学的开拓者，他的翻译实践和理论探索为晚清翻译文学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林纾像

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人。

他的思想前期比较激进，后期则十分保守。

他是维新变法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认为改良主义运动是救治中国的唯一道路。

他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但在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几个重大政治事件上，林纾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对给人民带来痛苦的军阀深恶痛绝。

在这些方面林纾要比严复进步得多。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在晚清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其成就最大的还是他的文学翻译。

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多达184种（绝大部分是小说），1200余万字，其中有40余种属世界名著。

可见，林纾确实是晚清翻译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林纾翻译的第一部小说是1898年与王寿昌合译的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此书刚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