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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第5页）

其留学教育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大多数留学生也是不负众望的，学成归国后，在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和造船工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在20世纪初出现的留学热潮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掀起的。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的腐败、落后，这些留欧学生未能充分地施展其才能，还有一部分留欧学生“皆散处无事”

，“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在各国领事馆以及洋行充当翻译，出现了“我才弃为彼用，我用转需彼才”

的怪现象。

五、书院改革

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对谙习洋务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洋务学堂为数寥寥，而原有的旧式书院久已朽衰，根本造就不出有用之才。

清朝各省书院自雍正朝设立以来，这些一直是教授应试的科举八股文的中心。

书院学生皆沉溺于科举考试，醉心于功名利禄。

越到以后，书院不仅所学科目日益陈腐僵化，锢弊已深，而且成为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场所。

康有为指责广设这样的书院不过是“多增咿唔求爵禄之肆而已……国家无所借以为治，此今日学之大患。”

[13]其实，远在康有为之前，洋务派的许多官僚就已痛感科举教育早已不能适应外患迭起、洋务发展的新形势，于国家富强无补。

清廷也屡颁诏谕，敕令各省迅速增设新书院，以求中西兼学。

于是出现了一股创办新式书院的热潮，而使清代书院达于极盛时期。

张之洞是书院改革的重要人物。

他先后创办了五所书院，即湖北经心书院（1869）、四川尊经书院（1875）、山西令德书院（1885）、广州广雅书院（1888）和武昌两湖书院（1890）。

这五所书院一个比一个更为注重西学的讲授和研究，反映了他思想的变化路程。

其中广雅书院、两湖书院在当时各省著名书院之中，堪称规模宏大、成绩卓著的佼佼者。

广雅书院设于广州，最初开设经学、史学、性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后改为经、史、理、文，把经济学、舆地学附于史学之中。

史学中包括西学的某些内容，成为书院中最热门的课程之一。

广雅书院对书院的办学方向有重大影响。

两湖书院改革了教学内容，将经、史、理、文四科改为经、史、天文、舆地、地图、算学六门。

又将地图科改称兵法，分为三类：兵法史略学、兵法测绘学、兵法制造学。

增设化学、博物、测量、军训和体操等课程。

中国书院制度，自宋迄清，历时千载，一直都是封建统治者培养通经博古之鸿儒硕学的场所，是为其封建统治服务的。

时值晚清，书院处在巨大动**变革的时代，适应社会需要而进行从课程到制度的诸种变革，其间英才辈出，造就了大量的摒弃科举功名而究心实学、思想进步的新式人才。

与传统书院培养的人才相比，改革后的书院大异其趣，它们的不同是：

首先，书院肄业诸生热心西学，拥有近代科技新知，学识渊博，勤于思考，有自己的见解。

一些人还能运用新知有些发明创造，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与运用均有突出贡献。

其次，肄业院生再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菽麦不辨的经生宿儒，他们思想活跃，勤于思考，不仅注重学习近代科技新知，且多能与社会现实、民族危机相联系，真正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不少人抨击时弊，力倡改革，言辞犀利，入木三分。

书院改革是时代风气渐开的新观念、新形势的产物，而它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念更新和历史发展进程。

书院由独尊中学而强调西艺西政之学的重要性以至设立西学课程，这是它适应国家求富求强的时代需要的反映。

书院不仅是近代科技教育和传播的重要场所，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才，含英咀华，而且也使它成为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之一。

不少肄业诸生由此走上“离经叛道”

之路。

这是清廷改革书院时始料不及的，也是晚清书院改革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