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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兴起（第6页）

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

中国人数四万万，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

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

[56]

革命派的教育宗旨简单来说是为革命斗争造就大批人才，即邹容所说的“预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

。

对此，邹容作过具体阐述，把这一宗旨具体化为“三义”

、四种精神。

“三义”

为：（1）“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

；（2）“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

；（3）“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

。

由此“三义”

，“更生四种（精神）：一曰养成上天下地，唯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

。

[57]除此以外，革命派还强调“教育平等”

的原则。

如孙中山所说：“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

……庶几教育之惠，不偏为富人所独受，其贫困不能造就者，亦可以免其憾矣。”

[58]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革命派的教育思想以服务于民主革命为宗旨，贯彻了教育平等的原则，超过了改良派的水平，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革命性。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创办了一批新型学校，并利用它们进行革命活动。

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黄兴在湖南利用明德学堂进行革命活动，徐锡麟、陶成章和秋瑾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学堂。

其他革命者还创办了福建侯官两等小学堂、芜湖安徽公学、安徽崇实学堂、江苏丽泽书院、贵州光懿小学等。

这些学校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播散了革命种子，掩护了革命活动。

其中最著名的有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和大通学堂。

1901年12月，蔡元培、蒋观云、黄宗仰、陈范、林白水、吴彦复等在蔡元培寓所计议创办女子学校，后延至1902年4月中国教育会成立后，“方正式租校舍于蔡寓之白克路登贤里”

，定名为爱国女校。

蒋观云首任经理（校长），经费由黄宗仰介绍犹太巨商哈同之妻罗迦陵负担。

1902年12月2日，女校正式开学。

开始时学生仅10人左右，后逐渐增多。

蔡元培曾出任该校第二任校长。

学校摒弃“贤妻良母主义”

，以图“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

[59]，把增进女子之德、智、体几方面品质的培养当成教育宗旨。

1908年后，女校与革命派脱离关系，成为普通女子中学。

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学爆发了反抗学校当局专制主义统治的罢课风潮，全校6个班级，200多个学生愤然罢学离校。

部分罢学学生请求中国教育会赞助办学，中国教育会决定募款设校，“沿爱国女子学校之名，曰爱国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