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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生活习俗的变迁（第3页）

，而中产阶级飨宴亲朋好友，也往往到“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

[7]。

这时，张德彝式的议论便很少见到了，说明西餐已逐渐融入中国的饮食文化之中。

西式饮食在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9世纪80—90年代，上海等地就出现了一些西餐馆。

1881年，法租界里开设3家面包房，所用原料来自美国的旧金山。

英国人则在上海经营奶牛牧场，每天生产1000公升鲜奶和200磅奶酪，用于供应租界区里的外国侨民。

另外，从欧洲运来的蔬菜、奶制品使洋人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饮食习惯。

居住在上海的士绅葛元煦介绍说，“外国菜馆为西人宴会之所，开设外虹口等处，抛球打牌皆可随意为之。

大餐必集数人先期预订，每人洋银三枚。

便食随时，不拘人数，每人洋银一枚。

酒价皆另给，大餐食品多取专味，以烧羊肉、各色点心为佳”

。

“外国酒店多在法租界。

礼拜六午后、礼拜日西人沽饮，名目贵贱不一。

或洋银三枚一瓶，或洋银一枚三瓶。

店中如波斯藏，陈设晶莹，洋妇当炉，仿佛文君嗣响。”

[8]“外大桥的礼查、法大马路的密采照、南京路口的汇中为早，全沪不下十余所，食品清洁、室无纤尘、又无喧哗嚣杂之声的这类餐馆。”

[9]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叉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

[10]在名称上中国化了的西菜馆很多，如“一品香”

、“一家春”

、“海天香”

、“一枝香”

、“醉和春”

，等等。

由于吃西餐不必拘泥礼节，场地洁净，故官场、商场应酬多择西餐馆。

在晚清，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

、“德义楼”

等“番菜馆”

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

，“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

[11]。

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像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等，以致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北京的西式食品店也很多。

光、宣之际，即有醉琼林、裕珍园、得利面包房等30余家西式食品店，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城也有类似的情况。

与西餐相应的是，西方的饮料食品在清末开始流行。

1853年，英国人在上海开设的老德记药房就已经生产冰激凌、汽水了。

19世纪60年代初英人埃凡在上海开设埃凡洋行，生产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