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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第2页）

他列举九项相互对立的人生观问题说明人们对人生的看法因时因人而异，这就是所谓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男尊女卑与男女平等，私有财产制与公有财产制，守旧主义与维新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为我主义与利他主义，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有神论与无神论等。

“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

。

人生观无一定的“公例”

，无客观的标准，“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

[29]。

既然科学对人生观无法解释，于是就不得不别求一种解释于玄学中。

他认为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只能靠玄学。

“玄学之名，本作为超物理界超官觉解释。

惟其有此解释，于是凡属官觉以上者，概以归之玄学”

。

可见，他所说的“玄学”

，也就是心性之学，内省之学。

一方面，他推崇孔孟以来的修身养性与内求于身的人生哲学尤其是宋明心学。

认为自理论、实际两方面观之，昌明宋学都有必要：“知所谓明明德，吾日三省，克己复礼之修省功夫：皆有至理存乎其中，不得以空谈目之。

所谓理论上之必要者此也。”

“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号为服国民之公职者，不复知有主义，不复知有廉耻，不复知有出处进退之准则。

其以事务为生者，相率于放弃责任；其以政治为生者，朝秦暮楚，苟图饱暖，甚且为一己之私，牺牲国家之命脉而不惜。

若此人心风俗……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所谓实际上之必要者此也。”

[30]张君劢以复兴儒学尤其是宋明心性之学为己任，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西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倭铿的精神生活论。

张君劢将西方生命派哲学与中国传统心学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中外合璧式的玄学”

。

这种人生哲学，既有别于中国古代儒家人生哲学，又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这种人生哲学具有两重性。

他主张“自由意志”

，提倡思想与个性解放，表明其人生观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具有反封建的一面；同时他又贬低科学，否认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性、规律性，表明资产阶级人生哲学不可能正确地解释人生观问题，只能以神秘主义作为依归。

这种矛盾性在另一位玄学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身上也得到了反映。

他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认为“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须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

却有一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

“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

他认为，情感方面至少有两件就是“爱”

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