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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第6页）

。

“社会现象是人造的，然而人的意志行为都受因果律的支配”

。

科学应探析这些因果律。

瞿秋白具体说明了社会现象中的基本规律，他说：“因生产力的状况而成当代的经济关系；因经济的关系而生政治制度；因政治制度而定群众动机；因群众动机而有个性动机。

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足以为新时代的政治变革的种种因素之一因素。

历史的规律性便在于此。”

玄学派认为情感、义务意识是超科学的，瞿秋白指出，情感和义务意识“都可以以科学解释其因果。

最后的因，便是中国经济的变迁，从宗法社会到资产制度的动向能规定那社会的情感，及义务意识的流变”

[36]。

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派提出了批评。

陈独秀批评丁文江“存疑的唯心论”

，“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路”

，“你既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

，那么丁文江攻击张君劢的见解就只能“是以五十步笑百步”

[37]。

陈独秀还驳斥了胡适的二元论历史观。

认为他“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

的观点是错误的。

陈独秀指出：“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弟兄。

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的作用。”

[38]因此他坚信：只有坚持物质一元论，才能对一切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

离开了物质一元论，主张心物二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

应该说陈独秀的分析，的确抓住了科学派的薄弱环节。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历时半年多，各方发表文字三四十万言。

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因科学不发达而导致的产业落后、迷信盛行、蒙昧主义迷漫，所谓科学带来的“灾难”

还无从谈起。

科学派捍卫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赛先生”

的旗帜，反对菲薄科学，反对复活宋明心学，是应该肯定的。

玄学派注意到科学与哲学的区别、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区别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哲学不是根本排斥科学的玄学，不能否定社会现象的客观性、规律性。

玄学派的观点远不如科学派的观点更适合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

唯物史观派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扩大了唯物史观在思想界的影响，较为科学地说明了人生观产生的原因，为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供了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