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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第6页）

即“汉族历史”

或“汉族故事”

之意。

通过与汉人和汉族文化的接触，少数民族从中吸收了一些新的文化内容，促使自身的文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如此期壮族戏曲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就都受到汉族戏曲的影响。

南路壮剧民初时演变为马隘土戏，方言白多用壮语，韵白则多用汉语，服饰和乐器等虽作了一些民族特色的改革（如文生不戴公子巾，而以布巾包头，乐器增加了民族乐器马骨胡、葫芦胡等），但仍保留了明显的汉族戏曲因素。

北路壮剧在蒙古年间大受粤剧影响，该剧原无武打，后来也从粤剧中借用。

富宁壮剧受粤剧的影响还要大些，无论是音乐、表演或剧目方面，还是服装、道具和化妆方面，都仿效了粤剧。

其舞台语言尤显汉壮结合的特色。

壮语、粤语和当地汉语在剧中冶为一炉。

哎伊呀和乖的奴的唱词基本上全用壮语，道白和上场引子则基本上用汉语，小丑插科打诨时，又用壮语，这种舞台语言便于当地壮汉人民都能听懂壮剧，也因此增强了壮剧的民族地方色彩，有利于加强艺术感染力。

水族双歌的产生，也是此期汉水文化交流的典型结晶。

由汉族商人、军人和戏曲团体带入水族地区的汉族民歌和故事传说，经过水族民间艺人移植、加工改造后开始在水族人中流传，产生了许多带汉族色彩的水族双歌。

在这方面，著名的水族歌手潘静流成绩显著，他不仅能唱而且能编，在短暂一生中，自编和抄录下来的双歌有一百多则。

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节孝妇和尼姑》、《伯牙遇知音》等。

《伯牙遇知音》根据《今古奇观》中的《伯牙碎琴》故事改编而成，用于水族结婚席上演唱来感谢送亲姑娘，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移植的特点。

在水族，受汉文化直接影响还产生了一种四句七字民歌（如《忆古人》等）。

它与水族传统的三、四分节结构不同，是四、三分节的。

一般四句一首，其中长的可达数十句。

用汉语演唱，曲调也采用当地汉族民歌曲调，演唱者多为一些没有文化的水族姑娘。

另外，包括水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中，此期还出现了许多受汉族传统影响的民间故事，如水族故事《青蛙人》就是一个典型。

故事人物性格鲜明，富于人生哲理，深受水族人民喜爱。

凡此种种，都对水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直接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那些邻近和杂居的民族之间。

例如有些传统故事和民歌就曾互相发生影响，像水族中流传的《盖脸虫》，布依族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名叫《美娘与厄绍》。

藏族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尸语故事》、《格萨尔王传》等，在被译成汉文的同时，也被译成了蒙文，在蒙古族广泛流传。

四、民国文化发展中少数民族的贡献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对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们以火热的**，参与酿造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民国文化的宝贵神髓，是此期一切新文化得以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这一点，从前面所提到的向警予等为代表的众多出自少数民族的英烈们身上，可以真切体会而无需赘言。

除了他们对本民族自身文化发展的推动，对国内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外，在民国文化发展的众多领域里，也都凝聚着少数民族人民辛勤创造的汗水和卓而不凡的成绩。

比如语言学方面，可与赵元任、李方桂等相提并论堪称一代大师的罗常培先生就是满族人。

罗氏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对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有成绩，对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也有不少开创之功。

他所著的《厦门音系》（1930）、《唐五代西北方言》、《临川音系》（1939）、《中国音韵学导论》（1949）、《语言与文化》（1950），多已成为民国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纳西族人方国瑜先生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他专擅东巴文和纳西族语言研究，曾著《纳西象形文字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