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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入世达变的宗教倾向（第4页）

。

中国三万万佛教徒抵抗日本对本国的侵略，就符合佛教“护国”

的基本教义，也符合《护国般若经》的教导。

中国一方面要自力更生；另一方面要联合维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制裁日本，这样就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爱国佛教徒最后指出，若不在现世降伏日本这一凶魔，佛教徒们就无法成佛，中国“若不能抗战以达到最后之胜利，即不能建国而反为强寇所灭亡”

[17]。

爱国佛教徒接着阐释了“杀敌”

与“戒杀生”

的问题，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中国要想不被吞并或分割，则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

[18]。

佛教徒是反对杀任何生物的，“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19]。

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是积极应时达变，一心杀敌护国。

他们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不允许爱国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须暂时告别“清修”

生涯而去从军，认为“以沸腾的热血倾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

。

并引佛经教导为证，“于诸有情，应摄受者，能摄受之；应恐怖者，能恐怖之”

，“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我宁杀彼堕那落迦，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反，多生功德”

。

他们进一步阐释说，对于日本军阀的疯狂，我们只能用武力去恐吓它，驱除它，这正是菩萨救世的行为。

对于日军肆意的烧杀抢掠，我们不得不选择战争，为国家民族的自由正义而斗争，“以悲心入军阵”

，“以怜悯心而断彼命”

，制止日本强盗的贪心，挽救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这正是积善行德。

这些青年爱国僧最后大声疾呼：“僧青年同志们，大家携手上前线，为着悲心的激发，为了正义与自由，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为了光大佛教的前途，为了解脱人类的痛苦，不惜自我的牺牲，消灭日本军阀，实现和平安乐的世界。

走！”

[20]

总的说来，民国宗教界的入世达变，是一种积极的主动求变，并不全然是外力逼迫的结果。

它正说明了民国宗教界人士对现代宗教发展规律——参与社会的进步活动而变革发展——的适时把握和对由此而来的宗教与社会关系的重视，这种把握和重视的意义是应当肯定的。

它使民国宗教真正成为一种“人间宗教”

。

它关心世事，参与人们的各种活动，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有利于扩大自身的影响，有利于其各项事业的发展。

它还有利于民国人士辩证地看问题，直观地认识宗教与迷信的不同本质。

因为某种文化的内质，只有在其实践活动中才最易使人弄清，对其进行静止的研究，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通过对社会上宗教与迷信活动的比较，多数人始知二者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宗教有不把相对的视为绝对的，如不把受限制的东西或人视为绝对权威、视为神灵的一面，而迷信则把相对的东西或人视为绝对权威、视为神灵，并要求人们盲从盲信。

其次，宗教有增长智慧、助人为善，使人道德水平提高的一面，而迷信助长愚昧、邪念，使人的素质全面下降。

最后，宗教有使人超脱名利，精神境界提高的一面，而迷信使人迷恋私利，连求神拜佛都带着功利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