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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的发育（第3页）

[2]。

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讲演时主张采用“经济学”

的名称，这对“经济学”

的统一使用起了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后，“经济学”

名词的使用才逐渐趋向一致。

[3]

民国以前，西方和日本经济学的中文译著出版过不少，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经济学著作也已出现，[4]京师大学堂还于1902年设立了通商与理财科，讲授经济学的课程。

进入民国后，特别是到了五四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于“黄金时代”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引进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因此，有关经济学的译本和论著成倍地增加。

与此相应，开设经济学课程和设置有关学科的大学也逐渐增多。

1919年，南京高师即成立商业专修科，南开大学也于同年设立商科，1923年更诞生了上海暨南商科大学。

经济学最初都是附属于商科的，后来又与政治学合并，出现了一些“政治经济学”

系，如1928年武汉大学在其社会科学院中设立政治经济学系，1929年，暨南大学也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系。

至于大学中成立独立的经济学系，除了北京大学等极少学校成立较早外，都是1928年和1929年以后的事。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里，出现了不少经济学会。

留美中国学生也组织过类似的学会。

这些学会有的还办有专门刊物，如北大经济学会就创办了《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

当时，成立较早、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学会组织，为中国经济学社。

它是经济学家自行组织的学术团体，每年举行常会，宣读专业论文。

1924年和1927年，留美学生经济学会，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会先后并入该社。

1930年，中国经济学社修正社章，设总社于南京，表明其宗旨为：提倡经济学术研究，讨论现代经济问题，编译各种经济书籍，赞助中国经济学之发展。

该社成员甚多，遍及全国各地，其规模之宏大，在当时各学术团体中恐怕仅次于中国科学社。

[5]此外，民国时期较重要的经济学团体，还有陈翰笙1931年与进步青年创建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政府及各高校先后成立了一些经济学研究机构，这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陈翰笙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前身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研究院的社会科学部。

30年代中期以后设立的还有武汉大学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等。

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包括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劳动问题、对外贸易、财政金融与统计等科目，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颇有成绩。

该所自1932年起开始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受到中外经济史家的重视。

此外，它们所组织进行的社会经济调查也很有影响。

民国经济学在理论上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吸收和传播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并以此来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学科知识体系。

20世纪20年代后，在中国几乎可以找到西方任何一家经济学派的著作。

德国历史学派流行于20年代及以前。

受此派观点影响，不少中国经济学家赞成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以发展中国的工商业。

直到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此派的代表性著作《经济学历史方法论》（罗雪尔著）和《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施穆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