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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的发育（第4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流行的经济学说是以奥地利学派柏姆—巴维克为代表、以边际效用学说为核心的经济学。

柏姆—巴维克的代表作《马克思体系的终结》、《资本实证论》、《资本与资本利息》，都有过中译本出版。

其他边际效用学派的名著如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都被译成中文，广为流传。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A.马歇尔和庇古的学说，也曾在30年代流行于中国，不少大学还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英文原本书作为教材。

相对于传播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热闹情形而言，此期对早期西方经济学说的介绍不免显得有些冷清，郭大力、王亚南和林光澄等少数几人致力于这项工作，译有穆勒的《经济学原理》、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和杜尔哥的《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等著作。

有关西方经济学发展史译著的大量出版，是此期译介国外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

仅1921—1938年间，就出版这方面的译著近50部，比较流行的有基德·里斯特和英格拉姆的几本《经济学史》；韩纳和司科特的两本《经济思想史》以及史盘的《经济学说史》。

这些译著的出版，对中国学者拓展眼界，原原本本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起了积极作用。

在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和教材也纷纷出版。

据统计，1921—1948年间，仅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这类著作就达30本之多。

其中，最为流行的有影响的是刘秉麟的《经济学》和赵兰坪的《经济学》。

前者1919年已出修订本，1925年后曾再版10余次；后者在体系上属于边际效用学派，1933—1947年就印行了26版，可能是民国时期再版次数最多的经济学理论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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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马寅初的《中国经济的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影响的经济论著。

其特点是比同类著作更注意反映当时西方的新流派学说。

如在《经济学概论》一书中，他就简要地介绍了一般均衡、无差异曲线、消费倾向、乘数论等当时比较时髦的西方经济理论。

此书在抗战后的中国一度广为流行。

虽然，上述著作主要根据西方理论来构建体系，但都程度不同地涉及中国的经济资料和经济问题，并以此来进行理论的说明，这是民国经济学建设的基本方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民国时期也得到传播。

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称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学”

，认为其本质特点是“以劳动为单位，以劳动者为本位”

，并宣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

。

李达、瞿秋白、蔡和森、陈独秀、陈望道等人，也都曾宣传过这方面的思想。

1931年，郭沫若还翻译出版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不过，最早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要算沈志远的《经济学大纲》。

该书1934年由北平经济出版社出版，对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经济学巨著从1919年起就陆续有枝节片段的译述，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陈启修、潘冬舟、侯外庐、千家驹等进而翻译出版了该书部分内容的译本。

1938年秋，郭大力和王亚南首次从德文原版将《资本论》全部译毕，交付读书生活书店出版，这不仅是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积极贡献，还为中国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经济问题提供了范例。

其影响是既深且远的。

1946年，王亚南出版《中国经济原论》一书，首次大胆地运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方法范畴分析旧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民国时期，接受马克思经济思想指导，研讨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较有成就和影响的经济学家，首推陈翰笙。

陈翰笙为江苏无锡人，早年留美，获博士学位。

他曾多次赴苏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受到蔡元培的赏识，领导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并组织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理事长。

1929—1934年，他先后率领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薛慕桥等大批科研人员对江苏、华北和广东等地农村作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写成《亩的差异》、《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论文和著作，以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确凿的经济事实说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当时及以后的中国培养了不少有作为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