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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演进（第2页）

中文出版的则有《沈家行实况》（1924）。

此外，毛泽东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也是此期社会调查的杰作。

这一时期，致力于发展社会学的团体组织除前文提到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外，还有余天休1922年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社。

该社出版有《社会学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为推进社会学做过一些工作。

后来，由于其自身活动不力，为社会学界所普遍不满。

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社会学界》杂志，取代《社会学杂志》成为此后学人发表专业成果的重要园地。

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学进入到显著发展的成长阶段。

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国共政治斗争的加剧，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时代抉择，把认识中国社会的任务越发严重地摆在了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这对社会学的发展形成强烈的“社会期待”

。

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不仅推动了社会学理论的建设，也直接促使了社会学者对社会现实和改革运动的关怀，因之，社会学的各种理论竞相呈现，应用社会学发展得更快，社会调查的广度和深度，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学社，经过南北社会学界两年的反复磋商，于1930年2月在上海宣告成立。

第一届理事会由许仕廉、吴景超、陈达、陶孟和、潘光旦等9人组成，选举孙本文为正理事。

机关刊物为《社会学刊》，由孙本文主编。

从1930年至1947年，学社共举行了8次年会，真正起到了组织和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作用。

此期还出现了两个全国性的社会学科研机构：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前者最初成立于1926年，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1929年正式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

该所发行《社会研究》半月刊和《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编辑《中国劳动年鉴》。

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筹设于1927年，社会学组由陈翰笙、王际昌主持。

这两个机构对于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主要在于组织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社会经济的调研工作。

除了在本章“经济学”

部分已提到过的有关论著外，较有影响的调查成果还有陈翰笙的《现今中国之土地问题》（1933）、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等。

据有的学者统计，1927—1935年，全国大小规模的调查报告共有9027个[10]，可见调查的发达程度。

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同前期一样，极其重视经济因素，所不同的是主持人都为中国人，范围和规模更大，调查更深入，对认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贡献不小。

社会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此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社会学体系和基本理论的探研方面，孙本文较有成绩。

孙本文（1891—1979），字时哲，江苏吴江县人，我国社会学最为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致力于社会学的教学、科研和组织工作，是民国学院系统社会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

孙本文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有关社会学的著作几乎涉及这一学科的所有重要方面。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社会学原理》、《社会进化》、《社会学大纲》、《中国社会问题》、《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名词》等。

《社会学原理》出版于1935年，是他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院系统社会学在理论上的代表作。

该书兼采欧美各家教本之长，将其融会贯通，使社会学知识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且多用本国材料，附有416个社会学专用名词，颇有创新意识。

不足之处在于，材料多来自书本，有很浓重的“经院”

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方法怀有强烈的偏见。

与孙本文等人不同，李达、许德珩和邓初民等人此期则继续研讨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代表作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和许德珩的《社会学讲话》（1936）等。

在社会问题的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也较此前大有进步。

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名家汇集，著作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