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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1（第4页）

只有在历史、实践和相对意义上才能追问我们是否有理由讨论和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

我在这里想补充的是，根据我的定义，即使马克思也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者”

，原因并不在于他所承认的是一种具有特殊内容的永恒真理——这和基督徒坚持协作说，自由主义者坚持契约论如出一辙，而是由于他作为历史相对论者彻底否定“永恒真理”

。

他只是历史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天文学”

的社会主义者，他以为能够科学地预言社会主义的到来。

至于我们是否可以和应当自称是基督教的历史社会主义者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很明确，完全可以，并且应当，这和我对第一个问题坚决作否定回答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把基督教协作观念和19世纪的历史现实参照一下，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种现实沿着何种方向更会偏离其最高理想标准，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还是个人主义方向？如果人们想使它更加接近基督教的共同体观念，而非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共同体观念，那么，人们在实践中用共同生活的道德力量和法律力量来纠正它时必须偏重于个人解放还是重大责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应当沿着新的重大责任方向，至于是坚持内在的伦理型责任，还是外在的强制型责任，以及应当对什么负责，问题尚不清楚。

毫无疑问，西欧15世纪以来的历史在与基督教协作思想的关系上误入歧途时，多是因为过于夸大其个人主义倾向（家庭成员反对家庭，个人良知反对教会，民族反对跨民族的共同体形式，经济个体反对其阶层等等），而非其社会主义倾向。

如果说我们对待这种社会主义倾向和对待任何一种形式的个人主义一样很难认为它是源自基督教信仰，如果说我们最终只能认为它和个人主义之间是以毒攻毒，它并不是什么能够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那么，基督教社会实践医师完全可以更多地用作为反向之毒的基础的动态名称，自称是社会治疗学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基督教—教育社会主义”

，而且是一种合乎人性的教育社会主义。

那么，我们所坚持的历史—实践社会主义立场又有几种类型呢？我认为主要有下列四种：（1）乌托邦社会主义立场，主张对统治阶级进行道德说教和技术参谋，以便推动他们自觉地将任意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原则付诸实现——但社会主义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首先表现为一种试验和样板共同体。

持这种立场的有欧文、傅立叶、卡贝（Cabet）、魏特林（Weitling）、布朗基（Brandts）、阿倍（Abbe）等，当代还有拉特瑙（Rathenau）[3]。

（2）马克思以现实历史为趋向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

立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实现，因为它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3）带有浪漫色彩的反动—封建社会主义立场，它试图对中世纪所有制关系抱残守缺，乃至使之死灰复燃。

它似乎是一种倒退的乌托邦。

关于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说过：“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哀怨，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候固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判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的劣根性，却常常使人感到可笑。”

[4]（4）实践和改革的社会主义立场（讲坛社会主义、双重信仰的基督教社会布道者的社会主义，还有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试图消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和过失，甚至认为这是当务之急。

但是，它从原则上讲是在维护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它本身带有基督教性质，但是并不觉得这种制度和基督教生活戒律之间存在着什么根本冲突。

我认为，德国天主教科学和慕尼黑—格拉得巴赫运动（Muen-GladbacherBewegung）迄今为止根本就未能超越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

特别是格拉得巴赫路线，在我看来只是一场天主教运动，它在社会观念和社会原则上同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和多数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只是这种分别并非一蹴而就；这条路线不是基督教—天主教的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说，这条路线并没有根据基督教—天主教精神创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纲领。

我之所以否定上述四种基本立场，是因为我想提出一种自己的基本立场，在下文讨论当中我将称之为先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那么，这种先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它和上述四种社会主义有何不同？

首先要问什么是“先知”

和谁是“先知”

？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道德主义者不同，先知并不声言这或那是源自永恒观念；相反，他所关心的全都是具体的历史现实，并致力于用永恒理性和神圣意志来塑造历史现实。

先知很少“预言”

什么，这和科学不同，科学总是根据众所周知的自然规律或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像观测天文”

似的预言未来状态和发展过程。

基督徒立足人的自由个性，如果他承认，随着人在行动过程中越来越是大众，而非个人，以及随着“历史”

越来越趋于终结，人的这种自由的活动空间也就越来越变得狭窄，那么，他就根本不会认为有什么历史规律，可供用来像观测天文一样地预言未来社会发展状况。

他至多会问：如果我们故意对个人的不同道德欲望和道德行为视而不见，那会出现怎样一种情况？正因如此，对他来讲，根本不可能会有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天文学”

社会主义。

但是，即便有历史过程的预言，先知也会把自己同想作这样预言的饱学之士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