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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2（第2页）

只有在对疏远化的抗议形式中，真正的人性才能起作用。

既然正是无产阶级强有力地提出了这一抗议，那么该集团就具有双重的作用：它既是最深刻的疏远化的承受者，同时又是真正人性对疏远化的抗议者。

无产阶级既是救赎者，又是最需要被救赎的人。

这种地位的内在矛盾具有深远的后果。

它部分导致了对无产阶级不现实的赞美，部分导致了把无产者现实地但也是危险地分离为群众和先锋。

属于先锋的甚至可能是非无产者，如马克思本人。

这些个人成为在俄国革命成功后将无产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将全体大众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官僚阶层的核心。

这就是导致从马克思通向斯大林主义的路线之一。

所以，我们在马克思那里看到了这些基本思想：首先，人作为他本质上是的人；接着，经过资本主义人被异化和非人化；然后，人反叛自己的非人化；最后，在将要来临的无产阶级社会中，人再次成为人本质上是和应该是的那种人。

这一切都包含在取自于黑格尔而起源于先知性基督教传统的疏远化概念之中。

不难看出，基督教关于人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观念之间的相似与对立。

马克思称之为异化的事物，在基督教的概念化中就是，人从他的本质上的清白无罪堕落到一个与他自己以及与他的创造基础相冲突的处境之中。

人已不是他可能是和应该是的那种样子。

不仅个人是如此，而且社会也是如此；分担人类命运的宇宙也同样如此。

人与人相对立，集团与集团相对立，存在与存在相对立。

分裂便成为存在于个人灵魂、人类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根本特征。

然而，尽管两者有着这些类似性，基督教关于人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观念的对立也很明显。

基督教概念中的“堕落”

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的“疏远化”

则仅限于一个特定时间阶段。

基督教关于乐园的象征是超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象征则是历史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有一个历史的集团，即无产阶级或先锋可以克服疏远化；而在基督教看来，则每一个社会集团都需要救赎，都没有能力解救自身或其他集团。

救赎的力量垂直地进入历史过程，而不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这就具有决定性的实际后果。

基督教把一切人类集团都置于审判之下，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被豁免了这一审判。

基督教不承认有任何例外，它谴责自己创造了一些观念形态，并始终将自身置于这种怀疑之下。

马克思主义的精英把自己与真理等同起来，因而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服并且如果可能就摧毁每一个敌手。

在马克思主义已经获取绝对权力并以弥赛亚自居的场合，它发展了恐怖手段，其目的不仅在于征服每一个现实的敌人，而且还要征服每一个潜在的敌人。

尽管基督教在它的历史中曾多次接近过这一立场，但它也形成过多次反抗，粉碎了极权主义的主张。

但是，斯大林主义，即极权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从未形成过这种反抗，这部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学说并未被打算普遍地运用于人类，而只被限制在马克思当时的资本主义环境中。

马克思设想的，是一种“可在历史中予以克服的”

异化，而基督教看到的，则是一种“超历史”

堕落，它只是通过弥赛亚的出现才能超历史地予以挽救。

而弥赛亚既不可以与无产阶级也不可以与其他任何人类集团等同起来。

正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习惯的那样，对人的解释决定对历史的解释。

马克思的历史概念的根本特征，即在于他力图用历史的观点来理解自然而不是用自然的观点来理解历史。

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