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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基于人的自我异化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1（第4页）

的整体中抽象出来的这个意义上是抽象的，存在于这种凝聚物中的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个体，即作为知识分子或体力劳动者的人，总的来说也就是拥有行业和特定职业的现代的个体；但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普遍分离为两种明显而对抗的存在模式：具有私德的私人和具有公德的公众市民。

在所有这些人的存在的局部显现中，完全的人仍旧出现，但不无矛盾或简单地等同于人类。

就他被他这个或那个特殊方面所定义而言，他就仅仅只能参照某些其他特定性质，例如隐秘地同他的家庭生活相比照的某个行业的身份，或者同他的公众生活相比照的一个私人个体。

在所有这些人性——无论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特殊的独立的显现中，人只在一个有条件的限定的意义上是“人”

，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至多作为所谓的私人个体。

在如此析分和片断化（合理化）的社会中扮演一个基础角色的并不是“如此”

的人，而只是个体通过他的职位和行为而形成的固定的实体。

因为这些社会的职位和行为很大程度上被经济状况、世俗“需求”

所决定，按照黑格尔对人的定义，如此的人仅仅是一个特殊化的存在，是它自身，因而，不是一个纯粹思辨的架构，而是在现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状况中真正的“非人道”

的恰当的理论表达——一个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人类”

同他自己相异化的象征。

因此，费尔巴哈同马克思都认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仅仅把人看作一个特殊化的实体，而不是作为潜在的人和哲学的总体。

正是这样一个作为整体的人构成了费尔巴哈同马克思的共同起点和目标，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得不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的全体的主观的特殊化，而这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被同等程度地遮蔽和揭露。

换句话说，马克思揭示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和人类相等同这个明显清楚的观点是一个令人质疑的假设，无论按照它特定的特殊神宠论，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的人表现出的整体的特殊神宠论的观点来说都是如此。

为了将人从全体的主观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为了克服特殊化造成人的异化，马克思提倡“人的解放”

，即一种不仅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且是“人”

的解放。

然而与此相关联的不是作为“自我和可改变的自我”

（费尔巴哈）的人，而是人的“世界”

；因为人自身是他的社会世界：他本质上是政治动物。

因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人的批判达到了社会和经济批判的顶峰，但是却没有因此失去基本的人类学的意义。

[6]马克思描画这个在现代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人的基本的和普遍的自我异化——就是说，同我们所面对的韦伯的合理化的不可避免的命运是同一个“秩序”

——的所有方面：经济、政治和直接的社会形式。

对这个有问题的状况的经济学的表达就是商品世界；政治表达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间的矛盾；直接的人的社会的表达就是无产阶级的存在。

二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既与的’，因而一定社会的范畴所表达的存在的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一定社会的个别的方面，因此经济学，即便作为一种科学，也决不是从第一次如此这般来谈论它的时候才开始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人的异化的经济学表达，是作为现代世界的所有对象的可出售性之代表的“商品”

。

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不意味着所有对象中的某一种特定类型的对象；相反，对他来说商品包含了我们的所有对象的基本的存在论性质，即“商品形式”

。

这个商品形式或者说结构同时表现出物和人的个性的异化。

[7]因而《资本论》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

社会的批判，以及由此而来的这个经济学分析的基本的人的重要性，在《资本论》中只是在边缘的评论或脚注里才能见到直接的表达，但是这在马克思发表于《莱茵报》上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章中已经清晰地出现了。

[8]这篇文章第一次揭示出“手段”

与“目的”

、“对象”

和“人”

的基本的颠倒，这一颠倒意味着人的异化，即通过自我剥夺来顺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