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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基于人的自我异化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1（第5页）

。

把自己视为“其他的”

和“异质的”

，这个外化的最高形式，正是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9]中称为“唯物主义”

的东西，同时他相应地称自己为力图克服这种异化的“唯心主义者”

。

顺应物而造成的人的外化就是自我异化，因为当人是他自身的目的时，物则是本质地为人而存在着。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力图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归属于所有者且可能被盗窃的林木，不是简单的林木，而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意义的对象，并且进而是一般的人的意义的对象。

作为如此这般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林木对它的占有者、私人所有者来说同对非所有者的盗窃者来说其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此只要一个政党仅仅或者专横地把自己当作林木的主人，并且只有这个有限的和特定的对自己的意识，而同时其他人也不是被当作人而是仅仅被当作林木偷盗者，那么设计一种不仅在法律上正确且人道上公正的惩罚形式就是不可能的。

从这两点来看，只要人不能以一种人的和社会的方式来组织和支配他同物的关系，那么僵死的物，“客观的力量”

这样的非人的东西——比如纯粹的林木——就会决定人和将人包含在自己之中。

纯粹的“林木”

可以决定人，因为就像商品一样，它是一种基本的政治关系的客观表达；因为就像商品一样，它有拜物的特性。

因而，当人牺牲的时候，“木头的偶像们”

就可以凯旋。

“因此，如果由林木和林木所有者本身来立法，那么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立法的地理位置和立法时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已。

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是《普鲁士国家报》正向立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这一理论认为，在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

[10]林木这样的东西，这个明显的“物自体”

，成为产品和人的存在的规定性，人的意识成为“物化的”

并且物自身成为人的尺度。

由于物质关系成为“人化的”

凌驾于人之上的类人的（quasipersonal）力量，人的关系也就成为外化的了。

这种颠倒是一种“堕落的唯物主义”

。

这种经济学分析的激进的人道主义意义后来被马克思批判地加以巩固了。

在《神圣家族》中他反对蒲鲁东对社会状况的纯粹的经济学解释，例如他指出由特定社会状况产生的财产平均分配的要求，“它本身仍只是”

人的普遍异化的“一种异化的表达”

。

“蒲鲁东想消灭不拥有和旧式拥有的愿望，和他想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想消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经济表现的愿望是完全同一的。

但是，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

“蒲鲁东……以占有来反对拥有的旧形式——私有制。

他宣称占有是‘社会的职能’。

在这种职能中‘利益’不是要‘排斥’别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自己本身的力量使用出来和发挥出来。”

“蒲鲁东未能用恰当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

‘平等占有’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因而还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

蒲鲁东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

[11]这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地克服异化。

与在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的文章中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尽管是以另一种方式被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