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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基于人的自我异化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1（第6页）

这里马克思同样问道：为什么人同其自身的产品处于异化关系中，以至于不再能把握他们的“交往形式”

，“他们的内在关系外化为反对他们自身”

并且“他们自身的生命力量得以统治他们自身”

？何以“在从私人利益到阶级利益的自然转换中，个体的私人行为被外化和异化，而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超越人的控制的独立的力量”

[12]？马克思在作为合理化的基础的分工中发现了答案。

全部先前的工作模式都要被超越且转变为一种总体的“自我活动（self-activity）”

。

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取消脑力和体力的分工，而且意味着取消城乡之间的分工，这是“对个体从属于分工的最为概略的表达”

[13]。

但是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分工才能被真正地取代，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秩序不仅让财产也让人的存在得到全部意义上的普遍的实现。

相反，在分工中，社会关系作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获得一种独立的存在；“一个特定个体的私人生活同他被某些工种以及相关条件定义的生活”

[14]这一（非共产主义的）区分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在1856年，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书10年后，马克思在一次对1848年革命的回顾性分析中重新阐发了他关于这个颠倒的世界的基本观点：“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

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

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件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

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

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

[15]这些被号召去废除普遍异化的“新人”

的身份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里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是工人。”

通过这一点，“真正人道主义”

的哲学找到了“社会实践”

这一在“科学社会主义”

的形式中实现和超越自身的正确的方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决定性地走出了费尔巴哈的“真正人道主义”

。

然而甚至《资本论》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对政治经济的批判，而是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来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人进行批判。

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经济核心（eiel）”

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

商品（比如上文里的“林木”

）是异化的经济学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