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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基于人的自我异化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1（第7页）

这种异化存在于如下事实中：那些原本用来使用的东西不是直接地作为满足人自身需求的有用的东西被制造出来，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商品价值进入现代市场（不管它是一件物质的还是心智的产品，也不管进入的是一个牛的市场还是书的市场），并且只有在这个兜圈子的过程中它从对其而言具有交换价值的卖方手中到了作为商品购买者的消费者手里。

[16]这个从有用的对象到商品的转换再次表明了一个普遍的状况：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决定人，而非相反地（用韦伯的试验性的话来说）是“事情的自然状态”

。

为了揭示这个反复发生的颠倒过程，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

这一范畴对现代社会劳动关系的“物化表象”

进行了分析。

作为商品，一张普通的桌子是“可感觉的-超感觉的”

物。

直接向感觉呈现的是可用的对象，而不是商品。

而作为花费金钱的商品——因为它耗费劳动或者劳动时间——它是一种最初被掩盖起来的社会关系。

在这种方式中，这个桌子“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从它的木头脑袋中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

。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

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

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

我把这叫做拜物教。

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因为商品制造者（也就是拥有商品的形式或结构的各种对象的制造者）仅仅通过作为商品——进而也作为“物”

的商品交换进入人—社会关系，这种构成商品基础的社会关系没有向制造者自身表现为人的社会劳动进程的社会关系。

相反，这些真正根本的社会关系看上去是作为制造者的他们中间的纯粹“客观的”

关系；而相反地，商品间的客观的关系承担了商品实体间类人的关系的特性，而这些商品实体在拥有自己的法则的商品市场中独立行动。

起初人没有意识到这种颠倒，因为他们自己的自我意识相应地物化了。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他不仅把这种颠倒看作是在一种特定方式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形式，而且将其视为历史的可变化的形式。

然而，起初这种变化的能力被金钱形式中商品的固定且完成的形式掩盖了，以至于看上去只能改变商品的价格，而不能改变可用对象的商品特性。

但是马克思辩驳说，从与其他历史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比照中立即可以得出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像独立的实体一样对抗着它的制造者，这种发生如此情况的社会决定的经济秩序是完全不正当的。

举例来说，尽管你可能根据人的依赖关系把中世纪的欧洲视为“黑暗时代”

，在工作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至少表现为他们自己的私人关系，而不是被“伪装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

因为，在这个例子中，“人的依赖关系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无论是工作还是产品都不需要有别于其现实的假定的幻想形式。

劳动的自然形式，它的特性，并且不是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中那样的一般性，在这里是直接的社会形式。”

[17]

作为这个历史观的运用，马克思勾画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体系的可能性，其目的在于将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透明性”

同商品的现代世界的晦暗不明的反常和非人道进行对比。

因而商品世界只能被人的存在的全部真实状况的根本转变所超越。

作为使用对象的产品的特性对商品特性的再吸收（reabsorption）不仅需要非资本化，而且必须将碎片化和物化的人再吸收为“自然的”

人，而按照马克思所说，自然的人的人性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他内在地是一个政治动物。

（蔡剑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