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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3（第2页）

换句话说，他们把意识哲学作为起点，想找回我前边简述过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

对他们来说，问题大概是这样的：从意识哲学或个体意识哲学出发，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可能找回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这似乎需要一个对历史演变的客观化阐释。

这就是他们一心想完成的任务，在梅洛-庞蒂的两本书《人道主义与恐怖》、《辩证法的遭遇》中，你们可以看到他的主要述说。

至于萨特，他经常重提这个问题：他的两篇主要论文是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的系列文章《共产主义者与和平》和《辩证理性批判》，后者是一部重头著作，一种综合，他尽力在其中彻底地调和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他们二人都始于一种意识哲学和现象学哲学，因此他们拒绝把客观化的社会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拒绝把社会现实看作一个客体。

另外，他们不能接受把历史规律看作是类似于自然规律的东西：事实上，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表述为类似于自然科学规律的东西，那么一边是对历史演变的物化和静态化，另一边是被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理所当然地放在首位的意识，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

因此，他俩用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可以简述如下：

（1）他们两人都把主观性放在认识论的首位，认为主观性在认识上是第一性的。

我补充一点，在萨特理论的骨子里，主观性、意识、实践活动，或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在本体上总是第一性的。

总之，不是意识决定现实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种说法，他俩谁也不会接受。

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决定这个词：因为，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意识，那就意味着意识的不自由。

这显然与萨特哲学的基本原则相矛盾。

然而，虽说萨特和梅洛-庞蒂他们谁也不能接受决定这个动词或概念，他们却承认在意识与环境之间有着某种相互作用：我们每个人都从他所处的环境出发去思考世界；这一环境刺激我们的意识，促使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思考。

他俩谁也不能接受的是用决定这个词取代刺激或促使，因为后边的词保留了人的自由，而决定却剥夺了人的自由。

（2）在萨特和梅洛-庞蒂那里，这个认识观上的第一性（意识先于客观现实）延伸为本体论上的第一性。

这意味着，历史真实性在本质上是由有思想的、能动的人构成的，或者，历史是人的历史，思想的历史，人类行为的历史，是由或多或少被人化了的——相对于人而言具有了意义的——事物所构成的历史。

事实上，如果你们在这间房里或旁边的街上散步，社会在你们的眼前表现为两种外在的形式：一是人，你们碰到的人，你们多少理解的人；二是所有的事物，带有人类意志与思想烙印的事物。

所有的房屋都是有人性的东西，它们是人的作品，它们作为用具，作为我们生存的方式，对我们有意义。

因此，包括那些经常性地出现在人间的东西其本身都带有意识的印记，带有创造它们的意识的印记。

准确地说，那些混杂在人之间并构成了历史真实性之布纹的事物之所以成为有意义的存在，是因为它们是人类意愿的产物。

人们可能会补充说，如果事物被人化了，那么人就被物化了，因为人成了自己所造之物、自己的生活所依赖之作品的奴隶。

（3）萨特和梅洛-庞蒂两人都同意在境况与主观间有着一种辩证关系：因为我感知我的境况如此，所以它如此存在。

“感知”

一词是梅洛-庞蒂的用语。

用萨特的话说，我观察的境况之所以如此存在是因为我的“计划”

（project），计划是《存在与虚无》中的用语；若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语言，则是我的境况之所以存在是因我的实践活动。

换种说法：如果我站在夏莫里山谷里，我所看到的山会因我是年迈老人或职业导游而生出不同的意义。

老人无力爬山，只能限于回忆他能够爬山的年代，对导游来说，山不仅是个攀登的高度，还是一个给他提供生活来源的手段。

或者说，我所看到的事物只能根据激励我的意图或我想完成的计划而生出意义。

用萨特的话讲：境况因我的“计划”

而存在；唯有当我从现实起飞，唯有当我改变自己映射在境况之上时，境况才存在。

总之，这一由行为、思想、计划所组成的人类历史世界同时也是由意图和具体计划构成的，事物和体制不过是一种准自然的东西，一种必将囚禁我的准自然现象。

“意识的物化”

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年轻作者卢卡奇偏爱的一个说法，存在主义者重提这一说法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据萨特的观点，意识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但它只能生活在他人所造世界的牢狱中。

意识被物化或异化。

意识是自由的，但只是处境中的自由，它命定要承受部分现实，变为客观后的现实禁锢着意识：外界的现实化为意识的一部分，结果，意识内化了周围环境的价值与约束，它不再是完全自由的了，它被异化和物化。

这一经典的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带回到它的起源黑格尔那里：意识外化为客观现实，在历史进程中，它不断被异化，一直到它的奥德赛旅行的终点，它将完全内化整个客观化整体或可能出现的异化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