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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3（第4页）

换言之：或者马克思主义在将来为真，或者，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历史是一个傻瓜的连篇废话和疯话，毫无意义（《麦克白》，第五幕，第六场）。

通过这么一转弯——无产阶级作为唯一的普遍经验，借助无产阶级运动实现“真正的主、主体关系”

，梅洛-庞蒂便赋予历史一个意义，避开由多样、多元的历史主体给予他们实际经验的多种意义，描画出多种意义归于一个统一意义的条件，这一意义的统一就是“真正的主、主体关系”

的实现。

说到这里，从自由意识的彻底的个性论立场出发，梅洛-庞蒂（萨特也一样）不可能找回决定论与预见性。

他们不可能找回一个具有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找回对未来的预见，因为预见未来要求人有一个被决定的命运，可他们二人都想拯救意识的自由。

他们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要么共产的无产阶级运动导致人对人的承认，要么历史毫无意义（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剥削）。

另外我们还想弄明白，为什么是在20世纪，即不是在21世纪或22世纪中，而是在20世纪中，这个问题必须最终被确定下来：他们找不回来的是客观化的决定论，因为只有这种决定论才允许预见未来。

此外，在梅洛-庞蒂的分析中还有个难题：由众多主体看到的历史不会只有一个意义，而是有多个意义；然而，人们不见得会满足意义的多样性这种说法。

不管怎样，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包含历史规律，不包含也不可能包含整体决定论，最终甚至不能用大写的历史来论历史，因为大写的历史意味着在时间长河中有一个或多个确定的演变方向。

无论存在主义者作多大努力从对立的灵感去寻找与马克思主义等值的原理，他们的成功总是有限的：他们永远不可能找回客观化的历史，有规律的历史，总之就是决定论。

在梅洛-庞蒂或萨特那里，有一种“准客观化”

，由凝结成体制的人类行为所创造的一种“准本性”

，一种环境对意识的“准决定论”

。

我总说：“准决定论”

，因为环境起到的是刺激和促进的作用，它并不决定，只有这样，萨特意义上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到末了，只剩下梅洛-庞蒂的一个抽象概念：“真正的主、主体关系。”

至于萨特，人们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看到一个类似于梅洛-庞蒂的说法，即每个人都应该把对方看作主体，承认他的计划。

萨特有一整套进行客观化的辩证法：别人的眼光把我化为客体，我的眼光也把别人化为客体。

因此，意识与意识之间在相互客观化，一个意识永远不可能拥有另一个意识，因为它拥有的仅仅是另一个被客观化了的意识。

《辩证理性批判》中构思了一个克服这一未经限定的辩证——意识只能抓住客观化的对方，于是也就用自己的眼光或行为异化了对方——的草案：人与人在行动中相互合作，通过合作来重新认识对方的计划。

这一去掉了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更像是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

萨特与梅洛-庞蒂从未分析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萨特重新捡起的说法是物质条件一般说来从整体上决定社会生活；至于梅洛-庞蒂，他在《人道主义与恐怖》和《辩证法的遭遇》这两本书中可以说是完整地引用了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引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这十分正常：主观性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即客观化的马克思主义。

如何从阶级斗争过渡到给予历史一个意义？梅洛-庞蒂为了做到这一点借用了年轻马克思的话：无产阶级本身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名文中写道：无产者，正因为被剥夺了一切特殊性，所以他变成为普遍的。

梅洛-庞蒂采纳了无产者本身具有这种内在普遍性的提法，这就保证了无产阶级在行动上较其他阶级优越，给予共产党或无产阶级政党一种特权。

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进行存在主义阐释是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

我认为，是卢卡奇于1923年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第一次表述了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

卢卡奇很有天分，早在他的文章被世人全面了解之前，他就已经重新找到了年轻马克思的一些思想。

这一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1933年前在德国非常流行，而现今依然存在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它的一个变种，法国的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

奇怪的是，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库泽（Marcuse）——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我在德国就认识他——35年后竟然对上了年轻一代的胃口，前几年竟成了前卫知识界的英雄，他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糅在一起，具有标准地道的魏玛德国的气息。

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与一种意识哲学结合起来，这意图本身并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梅洛-庞蒂在谈论法国的清算运动和莫斯科审判时阐述了这一哲学，情况就不一样了。

《人道主义与恐怖》讨论了法国的清算运动和莫斯科审判，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重释与关于政治法庭的辩论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将试着给你们说明。

顺便讲一句：有一个时期，在欧洲只要谈论莫斯科审判就会受到怀疑。

但自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做过报告之后，对审判与招供的过程在某些方面有了一种官方认可的说法，因此，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这个问题而不受到任何怀疑。

法国的清算与莫斯科的审判完全不同：如果梅洛-庞蒂把法国的清算运动与莫斯科的审判连在一起，那是因为在这两件事中他都找到了自己的基本主题，即历史的模棱两可，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