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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3（第5页）

至于法国的清算运动，问题曾经是而且一直是下边这个问题：什么是政治法庭？是否有一种不进行秋后算账的政治法庭？困难在于：在1940年与1944年期间，至少是在1940年与1942年期间，法国有一个与其他政府一样合法的政府，因为它是由国民议会委任的政府，由于我们可以确定它的合法性，所以它可能是合法的。

对那些按合法政府命令行事的人如何定罪？如何根据法律追溯以往的罪行并宣布过去的合法政府为不合法？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无法解释，因此，被审判的人会觉得自己被判罪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法律是一种追溯过去的法律。

国家被占领，政府与临时战胜者签订了停战协定，而战争还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叫做与敌人暗中勾结？审判与判决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议。

可梅洛-庞蒂只想从中得出以下结论：因为历史是不确定的，人只能自己管自己，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历史意义含混不清，一个无犯罪之心的决定，在后来很可能被历史定为有罪。

至于莫斯科的审判，问题又不一样了。

对于1936～1938年间的耸人听闻的审判中苏联高级领导人所做的供词，西方有各种各样的阐释，现在有了赫鲁晓夫的报告，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阐释进行评论了。

对于这些审判，欧洲人是怎么阐释的呢？我说的“莫斯科审判”

是指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一批第一代苏共高层领导人认罪、被判死刑、也许被枪决等一系列审判案。

在西方，阐释者分为三派，各有各的道理：

（1）一些人就事论事地认为他们的供词或他们供认的事实不会有假，这类人说：他们如果没有组织反党小集团，他们就不会承认；既然他们承认了，他们就肯定做了。

这是当时最正统的解释，至少在某些阶层中如此。

然而，这一阐释遇到某些困难：在所供认的事实中，某些事情据说是发生在苏联境外，但经过核实，人们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避开这个难点不谈，第一种阐释不外乎是罪犯承认了他们的罪行或错误。

（2）第二种阐释是要寻找和分析让被告们最终承认莫须有罪行的思想机制。

（3）第三种阐释说，被告们只是些反对派（有的甚至不是），但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斯大林决定清除他们。

梅洛-庞蒂所做的并不见得有多出格，有多耸人听闻：他试图阐明使被告们最终承认莫须有罪行的心理—思想机制。

一个并非是必不可少的隐含假设，就是他们自愿认罪，可后来赫鲁晓夫却说没犯罪的人不会自愿认罪。

不管怎么说，只要想寻找这中间的心理—思想机制，就免不了假定他们的认罪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愿的。

然而，让没罪的人承认自己有罪的机制一点也不神秘：要阐明它，只须记下维琴斯基（Viski）与布哈林之间的最后对话，在对话中，布哈林自己便指出了有可能促使他认罪的机制。

事实上，只须说一个反对派的行为常常使他像是政权的敌人，他反对当权者，有时便会对政权——他也接受其原则的政权——产生危害；还可以说，一个反对派如果想取胜，必然会寻求外援。

换句话讲，只须肯定一个反对当权者的人会像政权的敌人那样活动，而既然他像政权的敌人那样活动，那么他就是政权的敌人，如果他是政权的敌人，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推翻政权。

根据这种解释，反对派就会与希特勒德国结盟，变成盖世太保的特务，试图推翻他反对的政权。

这种机制，我把它叫做连锁的对号入座，就是从“好像”

（esi）过渡到事实，去想象在连锁的最后一个位置上反对派有可能干什么。

这就是梅洛-庞蒂分析的机制。

我指出的机制中还缺少一个环节：还应给出一个理由，解释为什么一个反对派作为革命家会同意蒙受耻辱，承认与政体的敌人有勾结。

用两种方式可以越过这一障碍。

第一种就是利用布哈林本人的自白：在监狱中，想到自己的命运，发现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运动，自己就不再有生命。

第一批革命者都是信仰坚定的政治家，对他们来说，真正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

一旦剥夺了他们的政治身份，他们便什么也没有了。

因此，他们想在他们所属的并为之献身的革命运动中坚持到底。

所以他们同意为革命做出最后一点可能的贡献，把自己变成革命的神风飞行员，也就是说，他们用精神上的自杀来为党做点最后的贡献，象征性地表明即使他们有错，他们也没有离开革命运动，他们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共产政体。

这样，我们在他们的认罪态度中便找到某种自愿半自愿的东西。

在当时，这一并非十分出格的阐释遭到了愤怒的谴责，某些人认为这是在为审判辩护。

然而，我们不能说梅洛-庞蒂真想为审判辩护，实际上，他只是想找出某类思想机制，能够解释无罪者为何认罪；他寻找的是一种不用施压或酷刑的机制，大概就是赫鲁晓夫本人简要地提到过的那种机制。

引起愤怒的第二个原因是梅洛-庞蒂想从个人意识哲学入手去重新找到马克思主义，我刚才说过，他的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运动与历史理性视为同一。

结果他似乎使他所有的读者们陷入绝境：要么接受那个导致了被今人称之为个人崇拜的运动，要么被迫承认历史没有意义。

除此之外，《人道主义与恐怖》还是对克斯特（Koestler）的反驳，克斯特在《零与无限》一书中对招供给出了在本质上相同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