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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科（第2页）

福科认为，现代监狱已经将惩罚程序变为一种体现微观权力原则的规训技术，而这种技术又沿着“监狱网络”

扩散到整个社会，从而形成一个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

，这一统一体又产生出各种知识体系。

在《性经验史》第一卷，福科以谱系学的方法研究了近代以来的“性经验史”

。

在他看来，自从18世纪以来，性话语和性技术不断扩散，新的权力形式在性经验的展布中逐渐渗透整个社会。

这种新的权力形式不停地变化、积极地创造，使性经验与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性经验史》第二和第三卷，福科的风格和所讨论的主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试图在对于古希腊和罗马的道德实践的考察中发展出一种“生存美学”

，以分析个体是如何被引导去关注自身、解释自身、认识自身和承认自身是有欲望的主体的。

本书选取了福科的《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一文。

在该文中，福科提出，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共同展示了一种新的“解释技术”

。

这种技术与16世纪的解释技术之间存在断裂。

16世纪的解释系统建立在“相似”

之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由“认知”

和“灵知”

组成的知识结构。

而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由于文化世界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古典意义的语文学和印欧语言的发现、通用语法的消失等，西方解释系统发生了根本的断裂，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文本正是这种断裂的体现。

19世纪的新解释技术有四个特点：第一，符号本身不具有内在的深度；第二，解释总是未完成的，因而是无限的；第三，解释先于符号，符号只是对其他符号的解释；第四，解释面临着无限地解释自身的任务。

福科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道德的谱系》，以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视为能够体现19世纪解释技术特点的文本。

尽管福科对于将马克思的文本放在这里讨论是否合适明显存有疑虑，但他仍坚持认为，马克思对于货币、资本和价值的分析，对于生产关系的分析等，都表明他是一个采用了新解释技术的思想家。

在福科看来，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才抛弃了“解释的暴力”

，折回到了“符号学的解释学”

，相信符号的绝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