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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1（第1页）

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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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有人向我提出举行这次“圆桌会议”

的设想时，我觉得很有意思，但这个问题明显十分棘手。

我建议采用迂回的办法：从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找一些与解释技术有关的主题开始。

实际上，在这些主题的背后，有一个梦想：将来有一天可以汇编一本包容了自希腊语法学家直到当今我们所能认识到的所有解释技术的总集，一部解释技术的百科全书。

这部包含所有解释技术的巨大总集，我认为直到现在还没有多少章节业已编成。

在我看来，作为这一解释技术史观念的一般性导论，我们可以这么说：语言，印欧文化中的语言，在任何情况下总会产生两种怀疑：

首先，怀疑语言没有准确地说出它所说的。

我们所捕捉到的那些直接展现的意义，实际上也许不过是一种较少的意义，它尽管传递了另一种意义，但却也同时保护、限制了这种意义；后者既是更强的意义，又是“隐含的”

意义。

这就是希腊人所谓的寓意和含义。

另外，语言还产生这样一种怀疑：它以某种方式超出单纯的言语形式，世界上有很多别的东西说话，说的却不是语言。

毕竟，自然、大海、树林的飒飒声、动物、面孔、面具、十字剑，所有这些都能说话；可能有一种非言语方式表达的语言。

如果你愿意，非常粗略地说，这就是希腊人所谓的符号表达。

这两种怀疑，在希腊人那里就已经出现了，一直没有消失，并且仍然伴随着我们，因为特别自19世纪以来，我们就重新开始认为，无声的姿势、疾病、我们周围所有的喧嚣也是能够说话的；而且我们比以往更多地全面倾听这种可能的语言，试图在词之下捕捉到一种更本质的话语。

我认为每种文化，我是说西方文明中的每种文化形式，都有其解释系统，它具有一套技术、方法和方式，怀疑语言会说出不同于它所说的东西、怀疑在语言之外存在语言。

于是乎，人们似乎可以着手制定出所有这些解释系统的系统，或者像17世纪的人们说的那样，这些解释系统的“表”

。

为了理解19世纪建立了哪种解释系统，以及我们现在仍然属于哪种解释系统，在我看来应该借助一种时代较远的参照点，例如一种存在于16世纪的技术。

在那个时期，给解释活动提供进行的场所的，同时构成解释的一般基础和最低限度的统一性的，这就是相似。

只要在那里能够找到相似的事物，找到那个相似的，就意味着发现了某种被说出的东西，而且能够破解它；我们很清楚，相似以及像卫星一样围绕它的所有概念在16世纪的宇宙论、植物学、动物学和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说实话，在我们20世纪的人眼里，整个这种类似网是相当混乱和复杂的。

而事实上，在16世纪，这种由相似构成的总集是非常有条理的。

至少有五个得到完善定义的概念：

——契合的概念，契合，就是适配（例如灵魂对肉体的契合、或者动物系对植物系的契合）。

——偶合的概念，偶合，就是不同实体的偶性所具有的同一性。

——感应的概念，感应，就是在不同的实体或存在的属性之间非常奇怪的类似，使得某种实体中的属性就像是其他实体的属性的反映一样（例如，波尔塔（Porta）就是这样解释人的面孔的，它分成七部分，是对天上有七颗行星的感应）。

——表征的概念，表征，就是说一个个体的可见特性是某种不可见的隐藏特性的印象。

——此外，当然还有类比的概念，类比，就是两个或多个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的同一性。

在这一时期，符号的理论和各种解释技术，就依赖于完全清楚地定义所有可能的相似类型，而这样就建立起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类型：认知和灵知。

认知就是从一种相似向另一种相似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是水平方向的知识；灵知则是一种深入的知识，从一种表面的相似到一种更为深刻的相似。

所有这些相似展示了世界的一致，这种一致正是相似的基础；它们和伪像相对立，伪像就是与坏的相似，二者之间的对立，就像上帝和魔鬼一样，是天壤之别。

如果说西方思想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发展已经将16世纪的这些解释技术悬置起来，如果说培根、笛卡儿对相似的批判在把它们放到括号里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特别是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再次为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的可能性，他们重新建立起一种解释学的可能性。

《资本论》第一卷、《悲剧的诞生》和《道德的谱系》这样的文本，以及《梦的解析》，再次让我们置身于解释技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