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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1（第2页）

它们具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效果，这些著作在西方思想中所造成的创伤，在我们看来，可能来自于它们重建了某种马克思本人曾称作“难解之物”

的东西。

它使我们处于一种不舒服的位置，因为这些解释技术和我们自身相关，因为我们作为解释者，恰恰是通过这些技术来解释我们自己的。

正是借助这些解释技术，反过来，我们必须质问弗洛伊德、尼采和马克思这些解释者，是否我们将永远被打发到一种无尽的镜子游戏之中。

弗洛伊德曾提到，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三大自恋创伤：由哥白尼造成的创伤；因达尔文发现人是猿的后代所造成的创伤；而由弗洛伊德本人所造成的创伤则是在他发现意识依赖于无意识的时候。

人们说，弗洛伊德、尼采和马克思在把我们置身于一种总是折射回自身的解释的任务中，尽管没有围绕我们、为了我们而建构这些镜子，但这些镜子传达给我们的影像，正是构成我们今天的自恋的永久性创伤。

我寻思，我们恐怕不能这样说。

不管怎样，出于这一考虑，我想指出几点，在我看来，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并没有运用某种方式使西方世界中的符号增殖。

他们并没有赋予那些没有意义的事物以一种新意义。

他们实际上改变了符号的性质，变更了通常可能用来解释符号的方式。

我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有没有深刻地改变符号在其中可以成为符号的分布空间？

在我拿来作为参照点的16世纪，符号被放在一个各向同质的空间中，以一种同质的方式来加以处理。

地上的符号反映的是天上的世界，而它们也同样反映地下的世界，它们在动物中发现人的映像，又在植物中找到动物的映像，反之亦然。

从19世纪的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开始，根据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深度之维的维度，符号被放置在一个远为分化的空间中，只要我们不将深度理解为内在性，而是相反，理解为外在性。

我特别想到尼采无休止地与深度进行的长期斗争。

在尼采那里，有一种对理想的深度、对意识的深度的批判。

这种深度似乎是对真理的纯粹而内在的探究，而尼采揭示了它不过是哲学家的发明。

他展现了这种深度如何暗含着屈从、虚伪和假面具；因此当解释者试图考察符号以便揭示它们的时候，必须沿着纵向的垂直线下降，并且展现出这种内在性的深度实际上并非它所说的。

解释者因此必须下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底层的出色挖掘者”

。

但实际上当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走完这条下行线，而只能是为了重建已被掩盖和隐藏的灿烂的外在性。

这是因为，如果说解释者必须像挖掘者那样亲身到达深处，那么解释的运动则相反，它是一种凸显、一种逐渐上升的凸显运动，它总是让深度在它的上面以一种越来越可见的方式展开；深度现在被重建为完全表面的秘密，以致鹰的飞翔、山的攀登，所有这种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如此重要的垂直性，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都是深度的颠覆，都是发现原来深度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表面的折叠。

随着世界在目光之下变得更有深度，我们看到所有诉诸人类深度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儿戏。

我在考虑，这种空间性，这种尼采与深度进行的游戏，它们能否与马克思所处理的表面上不同的平庸的游戏相比较。

平庸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非常重要的，在《资本论》的开头，他解释他如何不同于柏修斯（Perseus），他必须要深入浓雾，才能揭示出实际上并没有妖怪和深奥的谜语，因为在资产阶级的观念中形成货币、资本、价值等有深度的东西的一切，实际上不过是平庸。

当然我们还应该想到弗洛伊德所建构的解释空间，不仅体现在著名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拓扑关系中，而且同样体现在他所表述的精神分析用来观察病人的规则中，以及精神分析医生对完全处于语“链”

过程中的表达的解码上。

应该想到空间性，毕竟它很具体，而且弗洛伊德赋予这种空间性以相当的重要性，它使病人暴露在精神分析医生凸出的目光之下。

我要向你们提出的第二个主题还与第一个主题有点关联：即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三个人开始，解释最终变成了一种无限的工作。

事实上，在16世纪就已是如此，但是符号之间相互构成映像，仅仅是因为相似终究是有限的。

从19世纪开始，各种符号在一个无法穷尽的网络之中相互交错，而符号本身也是无限的，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依赖于一种没有边界的相似，而是因为有不可还原的裂缝，开放之处。

解释是未完成的，它总是被撕裂的，总是处于自身的边缘，悬而未决。

我认为，这样一些事实，在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的表现方式相当近似：都拒绝开端。

马克思拒绝“鲁滨逊式”

的分析；在尼采那里，开端和起源之间的区分极其重要；而在弗洛伊德那里，回溯的和分析的步骤总是具有未完成性。

我们会看到，这种经验尤其呈现在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另外，以较弱的程度也呈现在马克思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