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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1（第11页）

在卢梭那里只是有限制地揭示的东西，尽管是着重强调之点，在马克思那里却成了一个自信的预言的教条主义的核心，一种刺耳的宣传和革命的鼓动：国家和政治制度将完全消亡，人类将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奉行绝对的仁爱准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与追求自私利益相联系的义务不再被履行。

义务与利益之间的联系，即义务服从于利益的情况将被废除，“义务”

和“利益”

的范畴本身都将被废除。

因为经济关系将得到改造，新型经济的确立通过超越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将造就充分完善的人性。

就最**裸的轮廓而言，马克思的卢梭式的激进化可以说依赖于历史理性取代哲学理性。

人们不同程度具备的哲学理性、个人智能和伴有强制及辩术的政治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想避免灾难的话。

哲学的传统对此深信不疑。

马克思的学说则认为存在着内在于历史过程中的理性：历史厌恶矛盾，就像自然曾被认为厌恶虚空一样。

矛盾是否不仅仅意味着利益冲突，我们没被告知。

无论如何，每一个别矛盾的不可存在被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转变为矛盾本身的不可存在。

这种历史哲学试图表达这样的信念，即矛盾必然灭亡，因为一旦存在于社会中的矛盾现象使人们备受折磨进而引起人们的不满，矛盾也就到了解决的时候。

矛盾的逐步解决和人类向无矛盾境界的运动应称之为历史理性的表达。

历史理性取代或克服了哲学理性或个人的理智，这并不仅仅是就下述明显意义而言的，即：由于人性的历史进化，人们之间智能的差别将不再具有政治意义。

一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造就出新型的人类，所有陈旧（自然）的力量范畴都将葬送于历史的逻辑面前，人们将生活于没有压迫和没有神秘（完全合理）的社会，不仅像少数最优秀人物被认为可以做到的那样，甚至比最优秀的人更加解放，因为甚至最优秀的人都未曾有过完善的社会环境。

人类的大多数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前提是产品极大的丰富，而且在分配上不再有任何利益的对立。

马克思似乎相信，匮乏使人类分裂，而富裕则使他们团结起来。

我们会更容易信服这一点，假定有理由相信人类有朝一日会与食草动物无别的话。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引导我们重新考虑人们习以为常的某些观点。

一种观点是认为哲学和政治社会之间存有深深的敌意，因为哲学的无限的探索精神最终会使政治遭受怀疑主义的冲击，而政治则由于对理论的怀疑和本身的市侩倾向，往往以蔑视或更坏的态度威胁人们的哲学思考。

但是，不管它们之间的相互怀疑多么根深蒂固，仍然可以肯定，哲学，尤其是古典政治哲学，主张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而且从这一人的一般特征来看政治社会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

哲学被看作是对政治的威胁，而我们看到，实际上哲学为政治作了辩护，同时我们也看到，对政治生活消亡的预期须有待于使哲学让位于历史，即让位于矫正自然的学说。

另一个需要修正的观点是，哲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它们之中一方主张理性至上，而另一方则坚持信仰至上。

我们知道，哲学与信仰可以而且多年来一直有共同的基础，两者的自然观都没有预期自然秩序之内的完善社会。

以渴望完美社会的名义从理论上否定宗教，须有待于以历史取代哲学。

马克思主义不单纯是另一种政治学体系，或又一种意识形态。

它至少提出了西方——政治生活、哲学和宗教——的灭亡。

或许我们应该热烈期待西方的灭亡——但在没合理地考察这项扼杀哲学的计划之前，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是否应该这样期待。

合理的考察本身就是哲学探索的一部分。

我们不可能摆脱哲学，只因为我们必须进行哲学思考才能作出对哲学的判断。

我们开始怀疑马克思反哲学的历史主义的正确性。

看到它的缺点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能为精神贫乏的社会留有余地：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存在不是马克思的预言正确的标志，而是马克思引以为基础的乐观的历史主义不正确的标志。

我们有充分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是大众的鸦片。

（李天然等译）

[1]选自《政治哲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