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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论说1（第12页）

的产生与出现的“规律”

不比任何其他的解释规律更有规定性。

探索建立在一个“意识形态”

基础上的证明性政治论说的可能性是一个较大的计划，卡尔·马克思的计划是这个较大计划中的一个个别探险，这个“意识形态”

由关于人和事件进程的绝对知识命题构成。

它本身是令人感兴趣的；但对我们来说，它主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挫败它的障碍大体上是必定挫败一切这类事业的障碍。

社会变革的解释“规律”

不能产生能得出“正确”

政治决定的政治思考，或能证明决定是“正确”

或“不正确”

的政治论说。

靠由社会变革或发展的解释“规律”

构成的“意识形态”

的帮助，来达到证明性政治思考的希望的落空，是20世纪早期非常令人痛苦而难忘的经验之一。

不能说这个希望已经消失了，它的遗风仍在徘徊；但如果我发现冲动在减缓，我认为我没有错误地判断形势。

没人相信可获得这样的“规律”

；没有明白事理的人会相信，如果可获得这样的“规律”

，它们就能产生证明性政治论说。

但不知怎么的，把政治思考从纯粹意见和猜测中解放出来的较大希望没有消失：它只是在寻找满足时转向了别的多少不那么野心勃勃的方向。

在它的当前形式中，这个希望将自己表达为寻找知识（虽然不指望它以社会变革“规律”

的形式存在），指望这种知识提供对政治形势的“正确”

判断，对人类行为结果的“正确”

预言和“正确”

的政治决定。

现在，对于我或任何别人来说，都不会说它不能产生任何与判断政治形势，或与预测行动的结果相关的知识。

实际上，必须指望它产生某些与这些任务相关的知识。

但无须更进一步，关于它就有三件事可说。

首先，这种知识越一般化（就是说，它越容易满足去解释的知识冲动），它提供的与政治思考或论说相关的东西就越少；它越关心特殊和局部的条件，它就越可能提供我们在政治思考中有用的那种知识。

其次，无论它为政治思考和论说贡献了什么，它决不能成功地将它们从意见和猜测中解放出来，或将它们从权衡利弊变为证明。

根据一个理想类型认识政治形势使我们有必要考虑它不同于这个类型的各个方面；因为正是这些不同构成政治家的形势。

这种认识本身不能规定对形势的回应，更不用说一个唯一“正确的”

回应。

规定也不能完全从对行动结果的断定中得出，无论断定多么精确。

规定总是需要关于什么较好什么较坏的判断，这些始终是意见（doxai），因为它们总是与偶然的形势有关。

最后，那个将自己等同于在政治论说中“意识形态的终结”

的计划，实际上不是这样一种东西。

当马克思宣布“意识形态的”

政治论说的终结时，他理解他自己是在宣布非证明的政治论说的终结，和它被由“科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