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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论说1（第11页）

的例子，这一般解释“规律”

类似所声称的解释“使用工具”

技术变革本身的那些“规律”

。

虽然这种看法是模糊不清的，但它的模糊不清并未能掩盖它所依靠的petitioprincipii（预期理由，即证明中把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论据的逻辑错误）：论证所要证明的东西已假定为真。

第二个论证是辩证的。

它始于一个所谓公理——物质第一，因为它是一切感觉的原因。

由此出发，人们论证说，解释物质变化的“规律”

是解释一切人类活动变化的基本“规律”

。

但“使用工具”

及其组织，人们断定，是“物质的活动”

，因为它直接与物质世界有关。

因此，解释“使用工具”

及其组织变革的“规律”

是一切其他人类活动的基本解释“规律”

。

可以想象其他人类活动有它们自己的“规律”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从属于解释“使用工具”

及其组织的规律，也许以某种方式类似在一切生理学过程被理解为化学过程的地方，生理学“规律”

从属于化学变化的“规律”

；也就是说，它们与不同程度的抽象有关。

那么，可以说，马克思“社会历史科学”

的计划无可救药，摇摇欲坠；建构它的每一步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结论没有丝毫有效性。

但即使它是成功的，即使建立了可靠的社会变革的“规律”

，它仍然没有给我们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思考与言谈的知识命题，更没有给我们使它们能成为可证明的术语。

因为所有政治思考，所有关于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思考，都需要关于什么较好什么较坏的信念。

所有企图推荐一个行动的论证都是企图表明，不仅这些将是它的结果，而且它们会比任何别的更可取。

事物较好与较坏的状况的区别不可能从那种由解释人类行为或社会变革的“规律”

提供的那种知识中得出。

解释“规律”

本身不能提供任何规定。

马克思和其他专注于这个计划的人也承认这个困难，因为他们作了一些努力去防止它。

但所有这些防止都是自我挫败的。

不能通过表明所有关于较好与较坏的判断本身都是一般的人类行为解释“规律”

运用的例子，使规定同化为解释。

但那正是他们老是试图要表明的。

解释在一个社会历史上“承认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