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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决定论1（第4页）

对科学的算命术的这种信仰，并不仅仅建立在决定论的基础之上；它的其他基础包括，混淆了科学预测和宏大的历史预言，前者有如我们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所了解的，后者则在广泛的战线上预言社会的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这两种预测是根本不同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试图表明的），前者的科学特征并不为支持后者的科学特征提供证据。

马克思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的历史主义观点极大地搅乱了实用主义，后者一开始曾使他强调科学的预测功能。

这迫使他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早期观点，即科学必须，而且能够改变世界。

因为只要存在社会科学，因而存在历史预言，历史的主要过程就应该是被预先决定的，无论是善良意志还是理性，都无权改变它。

以合理的干预这一方式留给我们的，只是通过历史预言去肯定发展的即将来临的过程，去清除途中的糟糕障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它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正是这些观点导致马克思把所有那些人斥责为“乌托邦主义者”

，这些人以社会工程学的目光考察社会制度，认为社会制度服从于人的理性和意志，能够成为理性设计的一个可能领域。

在马克思看来，这些“乌托邦主义者”

试图用人类脆弱的双手，去驾驶逆历史的自然潮流和风暴而上的社会巨轮。

他认为，一位科学家所能够做的一切，只是提前预报风暴和漩涡。

因此，他们能提供的实际服务，只限于提出警告，下次风暴将构成威胁，使巨轮偏离正确的航线（正确的航线当然是向左转！

），或者是劝告乘客，最好集合到船的哪一侧。

马克思在宣告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的太平盛世中，发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任务。

只有借助于这种宣告，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导才能有助于创造一个社会主义世界，而通过使人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变化，意识到历史的游戏中分派给他的角色，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导才能够推进社会主义世界的到来。

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工艺学；它不教授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途径和手段。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验的关系的观点，表明了其历史主义的观点的纯洁性。

马克思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其时代的产物，当时那场巨大的历史地震，即法国革命令人记忆犹新（1848年的革命使它获得复苏）。

他感到，这种革命不能靠人的理性来设计和筹划。

然而，它可以用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预测；透彻认识社会形势可以揭示其原因。

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和J.S.穆勒的历史主义的密切相似（类似于其前辈黑格尔和孔德的历史主义哲学的相似），可以看出这种历史主义态度所具有的这一时期的十分典型的特征。

马克思并没有深入思考过“J.S.穆勒之类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

，他把他们视为“枯燥无味的、无头脑的调和论”

的典型代表。

虽然在某些地方，马克思实际上对“慈善经济学家”

穆勒的“现代倾向”

，表明了某种尊敬，在我看来，也有足够详尽的证据驳斥这事实，即认为马克思直接受到穆勒（或者毋宁说孔德）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看法的影响。

因而马克思的观点和穆勒的观点的一致，是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

所以，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

他可以说是在传达穆勒的纲领：“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必须是寻找规律，依照这种规律，一切社会状况制造出继之而起并取代它的状况。”

穆勒十分明确地区分了他称作“两种社会学研究”

的可能性，第一种与我所说的社会工艺学极为相当，第二种与历史主义的预言相当，他袒护后者，把它描述为“社会的一般科学，另一种社会研究的结论应该因之而受到限制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