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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 一个结语1（第9页）

进一步，对于那些寻求“事业”

的人来说更具反讽意义的是，其悲惨境遇曾经是要求社会变革的动力的工人们现在比知识分子更加满足于社会现状。

工人们并不想造就乌托邦，他们的期望要低于知识分子的期望，因此他们比知识分子也更容易满足。

青年知识分子是不幸的。

因为“中间道路”

适合于中年人，而不适合于青年人；那是一条没有**的道路，一条日渐消沉的道路。

意识形态从其性质来说要么是万能的，要么是无用的。

从气质上说，青年知识分子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在理智上已经丧失元气的东西，从理智上讲，只有极少数问题还能用意识形态的术语来加以系统地表述。

情感的能量和需要仍然存在着，而如何把这些能量调动起来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政治已经不再令人激动。

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在科学领域或在大学的职业生涯中找到了出路。

但是他们常常是以让自己的才智局限于狭隘的技术为代价的；有些人则在艺术领域里找到了自我表现的机会，但是在这片文化沙漠里，内容的贫乏也意味着创造新形式和新风格的必要张力的匮乏。

那么西方知识分子能否在政治之外找到**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不幸的是，社会改革既没有任何统一的要求，也没有给年轻的一代以他们所需要的“自我表现”

和“自我规定”

的出路。

热情的轨道已经弯向了东方。

在那里，“未来”

整个地融入了对于经济乌托邦的新狂喜之中。

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乌托邦的终结。

甚至有可能，人们只有通过留意意识形态陷阱才能重新开始讨论乌托邦。

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学家是一些“可怕的头脑简单的人”

。

对于人们来说，意识形态使得让个别问题对立于个别德性的做法成为多余。

人们只要求诸意识形态的自动取货机，就能得到预定的结果。

一旦这些信念被天启式的狂热搅混，观念便变成了武器，并且会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

人们需要——像他们一直需要的那样——得到关于其可能性的前景，关于把**和理智结合起来的方式。

在此意义上，今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乌托邦。

不过，通往上帝之城的阶梯再也不可能是“信仰之梯”

了，而只能是一把经验之梯。

乌托邦必须具体化为：一个人想要往何处去，怎么样才能抵达那里，谁将为此有所付出，有所领悟，有所证明，并有所决定。

本书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作结。

从思想上讲，这是一部讨论一个时代的著作，一部由于社会的变化而使其论断易于“被推翻的”

著作。

但是，结束本书并不意味着对它置之不理。

现在，鉴于对过去不甚了了的“新左派”

正在出现，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