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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 一个结语1（第10页）

这个“新左派”

尽管来势汹汹，但是对未来的把握却心中没数。

它的先驱者欢呼它正“在发展中”

。

但是，它想要走到哪里去呢？它所指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如何去抵制官僚化呢？它所谓的民主计划或工人管理是什么意思呢？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能作出回答。

在对待古巴和非洲新兴国家的态度上，思想成熟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意义将受到检验。

因为在“新左派”

中间，有人时刻准备着以一颗纯洁的心灵，去把“革命”

作为暴行的托词来接受——简言之，以可怖的**，去抹掉最近40年的教训。

在其对于自由的要求方面，在其对于有权利去控制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命运的要求方面，许多这些正在出现的社会运动是正当的。

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有权利以解放的名义随心所欲地去做它们想做的每一件事情。

这些运动以自由的名义获取了权力，但是这一事实也不能保证它们将不会演变为帝国主义，成为（以泛非洲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名义产生的）崇高关怀，并要求它们转向历史的舞台，成为它们所取代的国家。

如果说意识形态的终结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将要求修辞学和修辞学家的终结，将要求这样的“革命”

日子的终结：年轻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维朗特给法国众议院扔炸弹，文学批评家拉伦特·泰尔哈特在其辩护词中声称：“几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它原本是一个壮举。”

有人或许会说，在一个令人忧伤的笑话中，壮举走向了终结：两年以后，当一个炸弹扔进一家旅馆时，泰尔哈特失去了一只眼睛。

在今天的古巴，按照乔治·谢尔曼在《伦敦观察家》上的报道：“革命是今天的法则，虽然谁也没有明确地说过那个法则是什么。

你只要简单地表示赞成或反对就行啦，并且随之而来地，你将审判别人或者受到别人的审判。

仇恨和偏执到处泛滥，已经不再有中间道路存在的余地。”

摆在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抵制在“左派”

和“右派”

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

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

而“乌托邦”

未必会遭受相同的命运。

不过，假如现在最为卖力地吹捧新乌托邦的那些人开始借着乌托邦或革命目的的名义去为可耻的手段作辩护，并且忘记了如下简单的理由：纵使这些古老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某种古老的真理——自由言论的真理、自由办报的真理、反对的权利和自由研究的权利——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乌托邦也将会有与意识形态相同的命运。

假如过去几百年的思想史有什么意义和教训的话，那么就让我们来重申一下杰斐逊的格言吧：“今天属于活着的人。”

这是对其同胞的命运深为关切的新旧革命者在每一代人身上一再发现的格言。

风流倜傥的波兰哲学家勒齐克·柯拉科夫斯基创作的一个戏剧的主角在一段沉痛的对话中说过这样的话：“我决不会相信，人类的道德和思想生活会遵循经济学法则，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明天才在今天这样说的；我决不会相信，我们现在应该用生命来使真理获胜，或者我们应该通过犯罪来开辟出一条通往崇高的道路来。”

这番话写于波兰“解冻”

时期，当时波兰的知识分子从其对于“将来”

的感悟中曾经信奉过人道主义的主张。

这番话是对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抗议的遥远呼应。

赫尔岑在100年前的一次对话中对一位早期革命者进行了谴责，那位革命者愿意为了明天而牺牲当前的人类：“为了支持某些人在某一天能够出人头地，你真的愿意把现在所有活着的人作为牺牲品供奉给忧伤女神吗？……这仅仅是对于人民的一种警告：那遥不可及的目标根本不是目标，而只是陷阱；目标必须是可以逐渐地接近的——它应该是，至少应该是，劳动者的工资或在劳动完成之后的快乐。

每一个时代，每一代人，每一个生命，都有其自身的完满性……”

（张国清译）